仝志辉建议，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既要实现资源下沉，又要善于让各种治理机制发挥作用。在充分利用乡村善治特有的作用和机制时，不能盲目加压，层层加码，使其偏离本原、模糊主线。“要始终保持简约治理格局，避免各类形式主义的制度和组织叠床架屋。”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说议办评”全流程的核心还是村民关切。他建议，以“村民说事”制度为契机，可大力加强农村社区党建，积极培育教育、养老、科技等多种社区社会组织。在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监委“三驾马车”基础上，广泛邀请社会组织代表、乡贤和科技特派员等村内外优秀人士共同组成“村经济委员会”“村民生委员会”“村文化委员会”“村安全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开拓乡村治理新天地。

6 “有活往下压，有人往上抽”

半月谈记者走访多个城市社区了解到，一些地方的社区行政化倾向明显，工作负担沉重，特别是上级甩下来干不完的任务和死灰复燃的奇葩证明，让社区干部心力交瘁。他们反映，他们现在是“干最重的活、拿最少的钱、遇最奇葩的事”。

街道办成了“二传手”，“行政下移”让社区干部窝火

城市社区是居民的自治组织，但近年来一些原本属于街道办的工作频繁向社区转移，行政化倾向严重，大量行政事务工作挤压社区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

工作11年的社区干部王心（化名）说，2004年她结婚时，结婚证、准生证等在街道办办理，但2008年她到社区工作时，这些已经成为社区的分内工作了。同时，低保、残疾人工作等任务也落到社区工作人员身上，“社区负责干活，街道办反而成了信息传递的‘二传手’”。

“从计生、交通、民政到社保、劳保等，凡是街道办里有的口，都会给我们下任务，社区的服务工作只能用闲暇时间来做。”另一个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对半月谈记者说。

活多人手少。一些社区干部每周或每月都要被抽调到街道办干活。一个社区的12名工作人员里有4人需要轮岗。一些地方的街道办形成“街道办主任派活—副主任安排—科员调人—社区干部干活”的状态。“别看办事大厅里人坐得满坑满谷，好多人是从社区抽调过去的。”王心说。

干着街道办的活，却没有享受行政人员的待遇。太原市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一个月到手只有2400元左右，吕梁等市的社区工作人员只有1600多元，相当于当地街道办干部的一半左右。

有些社区甚至欠了一屁股债。中部某市同一街道上的几个社区共欠了200多万元。一名社区干部说，居委会一年只有8万元活动费用，但一年下来办公室租金、水电暖等费用要十四五万元，“我们现在还欠着40多万元，与周边比是欠债最少的”。

14个人干近百项活

社区行政化，让社区干部不得不面对形形色色的“协助”任务，从经济普查到协管交通，从地方维稳到运动会宣传。“上面有多少部门，我们就有多少领导，就有多少种活。”一位社区主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