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GPB的中国风封面 冯丽妃摄
从编委到现任执行副主编，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邢毅与《基因组蛋白质组与生物信息学报》（Genomics, 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以下简称GPB）期刊结缘已近10年。前些年，该刊编辑部不时找他约稿子，以解“缺米之炊”。“现在我们也会找人约稿，但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邢毅对《中国科学报》说。
从2003年创刊至今，GPB一路“过关斩将”，先后从季刊变为双月刊，加入开放获取行列，终于被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收录，并连续3年位于“遗传学与遗传性”学科领域前10%。在此过程中，它吸引的国内外投稿数量逐年递增，如今录用率低于10%。
“我对这本期刊专业化的稿件处理印象深刻。该刊由领域内一群富有热情的、杰出的科研工作者运行，在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研究领域的出版获得了国际认可。” 诺贝尔奖得主、担任GPB编委的托马斯·林达尔（Tomas Lindahl）曾如此评价。
在GPB创刊人兼主编、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以下简称基因组所）研究员于军看来，如果没有始终如一的坚持，这个期刊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甚至可能难以生存下来。“我们必须头脑清醒，GPB始终面对与全球不断扩张的杂志竞争创新性研究成果。我们要坚守住自己的领域，要赢过竞争者，就必须实实在在地把好质量关。”他说。
聚焦“三国”创新刊
21世纪之交，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带动下，全球风靡基因组测序。借着这股“东风”，GPB诞生了。
这并不容易。创建一本期刊，从学科发展到基础支撑再到人才的到位，“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生物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也为我国基因组学的发展和人才的集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998年，于军和杨焕明、汪建等科学家抓住这一机遇窗口，回国加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创建了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并承担了人类基因组计划1%的测序任务，使我国成为唯一一个参与该计划的发展中国家。
2003年，历时13年、耗资近10亿美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告完成，它开启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学科分支（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学等）。同年，基于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组建的基因组所筹备成立。这为GPB的落地提供了科学和现实的土壤。
这一时期，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背景下，原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经合并成为今天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一部分。依托原发育生物学所的《发育与生殖生物学报》经过变更，主办单位改为基因组所和中国遗传学会，报道内容转而聚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生物信息学三个方向。由此，GPB应运而生。
“GPB最重要的目标是促进基因组信息转化为生物学知识，这是一个让科学发现被科学家和公众理解和接受的过程。我们希望这本期刊提供一个促进这一进程的工具。”在创刊社论“‘三国’演义”中，于军等人这样写道。
正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这个聚焦生物学三个“小王国”的期刊吸引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院士、业内先锋人物在内的领域“大咖”投稿或担任编委，成为推进我国相关领域内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从2003年应对非典型肺炎到2020年迅速对新冠肺炎做出反应，它记录和反映了中国生物技术研究的成长历程。
它还见证了近20年来“基因组时代”的大踏步前进。从单碱基到单细胞、单分子，基因测序技术呈跳跃式发展；从代谢组学、转录组学到免疫组学、RNA组学……生命科学的“组学”边界不断拓展；对个人基因组测序如何能够提高医疗服务的轮廓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基因组学的发展进入精准医学时代。
如今，基因组学的发展仍在向新的方向“演义”。在于军看来，人类基因组计划衍生出的日益增加的各类组学正应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在此背景下，GPB大有可为。”他说。
专业人办专业刊
过去十年，GPB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迅猛生长。在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期刊转变运行模式， 抓住两个关键：科学家办刊和职业化的编辑队伍。
“专家办刊，各做所长，这是GPB的一个特点。”该刊副主编、基因组所研究员杨运桂对《中国科学报》说，其优势之一是专家了解领域动态，能够为期刊选择适合的约稿对象。
2008年，杨运桂受邀担任GPB编委，他一边邀请国内外领域内的大家加入期刊编委会，一边积极向认识的科学家约稿。2013年，为庆祝创刊10周年，杨运桂邀请导师托马斯·林达尔在GPB发表了“通向DNA修复之路”一文。2015年，在林达尔获得诺贝尔奖之际，这篇文章得到了大量转载。
“对于一本新刊来说，真正能提升影响力的还是约稿。比如邀请专业人士对一个新领域进行综述。”邢毅说。2014年，三代测序的兴起引起关注，他邀请当时在爱荷华大学工作的区健辉撰写了综述文章“PacBio测序及其应用”。目前该文在国际引文数据库Web of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