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农业大学王银泉教授在中山陵指导学生进行公示语翻译规范
此时，我接到国家质检总局标准化研究院邹传瑜研究员的邀请，参与他们的“现代城市导向图形系统总体设计”的工作。这一项目叫做《国家标准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研究院的张亮研究员发来了（GB/T1000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1部分：通用符号）的初稿，希望我审定《标准》中的英语。
这是我首次接触《国家标准》这一概念。为给我普及标准化知识，他们专门邀请我参观了标准化研究院，介绍由白殿一所长等负责的“现代城市导向图形系统”，以及他们所绘制的各种图形和符号。这很使我大开眼界，得知GB是“国标”的标号，“ISO 9000”是“国际标准”。后来我又审定了《国标GB/T10000.4第四部分 运动健身符号》和几个其他标准的英语部分。
媒体对这场“双语标识纠错”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特别热衷于刊登“错得特别离奇”的标识照片。媒体读者也觉得这些奇葩错误特别好玩。比如把“一次性”(disposable)写成(A time sex)。贵阳翻成“Expensive Sun”（昂贵的太阳）。“小心落水”译文的意思是“请你掉水里去但是必须小心地落水”(Take care to fall into water)。
有翻译错误的标识，拼写错误特别多，一般会英语的人都能辨认出来。但不是所有标识英语错误都很容易认出来。有人向中国日报“Here We Go”栏目上传了一张北海公园的标牌，这是一个指示白塔方向的标牌。上面的英文是“The road reach to the White Pagoda”。中国日报把它交给我进行评论。
这是一张很有代表性的错误标识牌。首先，这不是标识语言，是一个错误的英语句子。其次，北海公园的白塔不叫Pagoda，它是藏式喇嘛塔，英文是Dagoba。所以，这个牌子上的英文应该是“To the White Dagoba”。
从这个实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标识错误不拘泥是中式英文”的错误。有些错误还涉及了更广泛的领域，有“知识”、“修辞”、“文化差异”、“语境”等方面的问题。China Daily把“标识纠错”从简单的“找错”，推进到“寻源”的阶段。通过专家讲解，学生明白了为什么出现错误，不仅获得了语言知识，也增长了对文化的深刻了解。
上面是当时的一份报纸，用了一整版论述标识纠错的问题。文中分析了六种错误。通过“错误分析”普及人们对英语语言的认识，借以提高人们的英语水平。
从2005年初到夏天，媒体集中轰炸似地报道英语标识问题，公共标识英译错误得到了较好的规范。针对北京地铁标识存在翻译错误的强烈反映，北京市有关部门更新了地铁交通指示牌相关的配套设施，彻底改造了地铁标识系统，把过去简单的标牌改成灯箱式，远处看去明亮。标识英译由特邀专家勘验修订，排除了翻译错误，比如把“开往东单For Dongdan”，改为“To Dongdan”。
四、首届公示语翻译研讨会
在标识英译纠错方兴未艾之际，由吕和发和我署名的题为《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以2012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伦敦为例》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翻译》2005年第6期。这篇论文是国内首次以“公示语翻译”为研究对象，在国内一级翻译类学刊上发表的论文。
戴宗显、吕和发在《中国翻译》发表论文
从此，公示语翻译研究也开始逐渐引起外语界和翻译界的广泛关注，各类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明显开始增多。其实，早在2000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对于公共场所标识中译外规范的研究便开始了，学校相关机构借悉尼举办奥运会的时机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实地考察。吕和发教授和一些教师成立了“汉英公示语研究课题组”，注重英语公示语的调查研究和相关资料的搜集。为此，课题组成员利用个人留学、参加学术会议和出国旅游的机会在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挪威等国家进行资料的收集，拍摄了照片千余幅，实物百余份。课题组还开办了网站“汉英公示语研究在线”，利用现代传媒的信息及时跟踪该领域的研究。
随着北京奥运日益临近，关于“北京做好了准备没有”的疑问不断被提起。有外国媒体认为北京奥运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语言，北京没有合格的外语环境，缺乏会外语的志愿者。为此，北京市2002年专门成立了“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为进一步促进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成立了专家顾问团，发挥专家顾问的咨询、参谋作用。但是，北京还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场所的标识英译规范工作。
此时，我们注意到标识英译纠错不仅仅在北京很轰轰烈烈，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学者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吕和发和我认为应该以“公示语翻译研究”为主题，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对这一问题关心的学者，对城市标识的英语错误进行讨论和梳理，促进社会提高对这一语言乱象危害性的认识，争取城市管理部门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