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周新民、李文宜、华岗(化名林少侯)等在昆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旋邀闻一多参加。他们每两周在唐家花园集会一次,开始主要讨论学术,后来渐渐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研究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朱德的《论敌后战场》等著作,他都是在这个时期看到的。

抗日战争后期,闻一多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有增无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拍案而起,走出书斋,喊出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8]。他赞美解放区的诗人是“时代的鼓手”,赞美屈原是“人民的诗人”。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表示,“鲁迅对,我们错了”,要坚决学习鲁迅的榜样。年底,他严肃而沉重地在护国战争纪念大会上说:“因为要民主,就必须打倒专制独裁!袁世凯还没有死,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9]大游行完毕之后,他站在群众面前激动地喊道:“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无可抗拒的!人民的力量使反动者不寒而栗!”闻一多的这些言行,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尊敬,而反动派则视他为眼中钉。日本投降后,闻一多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他呼喊:“今天,我们第一要停止内战,第二要停止内战,第三还是要停止内战!”“我们第一是要民主,第二是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非民主不能救人民,非民主不能救中国!”他写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参加了大规模的时事晚会、讲演会、新诗朗诵会、文艺座谈会、营火会、几千人几万人的大游行。这时候,正如他自己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所说的,“非现身说法不可”了。他要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放射出光和热来”。

闻一多于1944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2月,被选为民盟云南支部委员,担任云南省支部机关刊《民主周刊》编委。1945年9月,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同时兼任《民主周刊》社社长。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悲愤异常,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凶残的程度“简直是黑色恐怖”。他始终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起,同张奚若、吴晗、潘光旦等一道为青年人辩护,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1946年3月18日,四烈士出殡,闻一多走在四五万人游行队伍的前列,愤怒地向反动派示威抗议。

5月,西南联大学生开始分批复员北上。为了工作,闻一多留下来晚走一步。这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以北方的青年还需要他,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他,因而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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