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锋给记者讲述的一个个故事，将记者的思绪带进他的世界，看到了他熠熠闪光的初心。

站在百姓立场上考虑问题

2016年10月的一天上午九点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准时开庭，赵锋是这次开庭的主审法官。可原告席上空荡荡的，原告——一位湖南农民没有到场。

赵锋给原告拨了几次手机，对方关机；又想到原告可能忘带传票进不了法院大门，他便让书记员赶紧去传达室看看。这时，被告席上的某国家机关的代理人也开始着急了。

见此情景，赵锋对被告说：“原告是外地人，来一次北京不容易，可能是火车晚点或是走错路了，咱再等等。”

上午十点一刻，原告赶来了。他一边作揖一边说：“早上火车晚点了，再倒公交车过来坐过了站，手机也没电了，实在对不起大家。” 赵锋请书记员给原告端上一杯水，说：“你从千里之外赶来不容易，我们等一等不算什么。”

休庭后，原告拉着赵锋的手，眼里噙着泪水，感动地说：“真没想到，您能耐心地等我来开庭，您是一位真正替百姓着想的好法官，我信任您。就算输了官司，我也服！”

被告也深受教育，当场表示一定要向法官学习，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回去后会认真核查原告反映的问题，尽可能解决争议。

“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让百姓感受到司法公正的力量。”39岁的赵锋践行了自己的初心与使命。

赵法官有一双公正的手

张大爷生前与政府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政府给他补偿两套安置房。可第二套房还没拿到，张大爷就去世了。

张大爷早年丧妻，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常年患病，未婚，在张大爷去世半年后也病故，小儿子就成了张大爷唯一的继承人。小儿子找政府要第二套安置房时，政府要求他提供公证书或司法文书，证明他就是唯一继承人。可公证处不敢公证，继承诉讼也缺少适格被告，案件陷入“如何证明我就是我”的僵局。张大爷小儿子不得已，就将政府告上法庭。

2017年8月，接到这个案子，赵锋有点犯难。这是新类型案件，无先例可循，且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和复杂的事实，稍有不慎，就会办砸了，这也是其他部门将原告拒之门外的原因。但赵锋知道，这是原告最后的希望了，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担起责任来，把事实查清楚，绝不能把“皮球”踢出去。

这时正值三伏天，赵锋顶着酷暑，走访村委会、派出所、民政局、档案馆进行调查。被征收的房子是张大爷个人所有还是夫妻共有？张大爷在妻子去世后有没有再婚？婚后有没有子女？张大爷的大儿子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子女？对于这些问题，赵锋逐一核实。赵锋走访区民政局，发现这里婚姻登记档案不全，又跑到区档案馆查，同时到派出所查询户籍信息。为了保证信息全面准确，又请老户籍警带着在一个大库房里，翻阅张大爷家族的纸质户籍档案，以确认其家庭成员情况。此外，还向村里的老人核实情况。最终，赵锋确认了原告的身份，判决政府向其交付安置房。双方都表示服从法院判决。

后来，赵锋到原告家进行回访，了解判决执行情况。原告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非要赵锋抱抱不可，说：“赵法官有一双公正的手，让这双手抱过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追求实质正义

京郊农村有一户姓白的兄妹，哥哥考学进城有了居民户口，妹妹还在农村。他们在父母去世后，继承了300平方米的平房和一个小院。

在当地新村建设中，这座平房和小院被拆迁。按照当地政策，安置房只给户口在本村的人，标准为人均40平方米。因此，白家兄妹只有妹妹能得到40平方米的安置房指标。一气之下，兄妹俩把政府有关部门告上法庭。

赵锋接手这个案子后，首先认真调查了其他区县的拆迁补偿政策。通过对比，发现该地区的补偿政策存在瑕疵。于是，他找到区政府有关部门协调，但对方强调执行政策要“一碗水端平”，不能给少数人开口子。赵锋耐心地说：“拆迁是为了发展经济，但同时也要兼顾百姓的利益。不能因为拆迁降低百姓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这是一个硬道理。执行政策是要前后一致，但如果政策存在的瑕疵损害了百姓的合法权益，就不能一味地追求形式公平，而放弃实质正义。”

为了追求实质正义，切实解决问题，赵锋协调各方，在当地召开现场办公会，法院、区政府的相关领导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均到场，就补偿政策存在的问题以及白家兄妹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论证，最终拿出了稳妥合理的方案。白家兄妹十分满意，撤回起诉，矛盾得以实质化解。

“权力就像水流，失去控制就会变成洪水，疏导有方则能福泽万民。”作为一名行政法官，赵锋始终立足行政审判岗位，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去促进政府依法行政，让政府的权力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切实肩负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使命！

翻开赵锋的工作簿，一个个记录行政诉讼历史的数字映入记者眼帘：工作13年来，赵锋审结案件1000余件，参与审理案件3000余件，连续蝉联北京一中院行政审判结案状元，先后妥善审结全国首例涉及中央国家机关的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案、全国首例新闻记者黑名单案、全国首例信息操纵证券处罚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