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36年，在苏珊·斯蒂宾（Susan Stebbing）的邀请下，波普在英国度过了很重要的一段时间。他会见了埃耶尔、柏林、罗素、赖尔、薛定谔、伍特格，在伦敦经济学院见到了哈耶克和鲁宾斯。他讲授了塔尔斯基的真理论，在伦敦经济学院讲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36年他到哥本哈根会见了尼耳斯·玻尔。

他的书出版在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他和维也纳学派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是并不是它的成员，这个时候，由于纳粹威胁的逼近，由于奥地利处于战争的前夜，维也纳学派正在解体。虽然波普仍然支持社会民主党，但是他已经对它没有幻想。他们不准备和反民主的右派斗争已经损害了工人群众对民主的信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如果武装自己反对法西斯主义，它将可能激起右派军国主义的增长，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新武器，波普对这一想法坚决反对。

在这个时候，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学院（Canterbury College）登广告招聘一位哲学高级讲师。由于预感到纳粹将接管奥地利的危险，因此他提出申请，并且得到了这个职位，1937年，他到达了新西兰，并且此后在那里度过了九年的教书和研究生活。也是从那时起，他被迫用英语思考和写作。他继续研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后来在1957年出版，他在书的献词中写道，“纪念无数的死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信仰的牺牲者”。关于柏拉图的一部分，由于他做了充分的分析和展开，最终变成了《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第一卷。这是一部极其卓越的以理性和民主反对乌托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著作。这里有一个插曲，1943年，他在用电报回答来自伦敦的一个建议，将“及其敌人”改为“及其反对者”时说，“认为用敌人更好”，这一回答立即引起了警察当局的注意。这两部书包括了十分重要的社会科学方法。

在坎特伯雷学院他和脑研究家约翰·埃克勒斯（John Eccles）经常接触讨论。还在战争其间，1945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帮助下，伦敦经济学院就以讲师身份邀请他到学院工作，提供给他一个讲授逻辑和科学方法的位置，他在1946年接受了这一位置。1949年被提升为教授。其后，他成为现今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哲学、逻辑和科学方法系的主任。在那里，他一直积极工作到1969年退休。

在他的讲座中，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以响亮的低音陈述的思想，明确、严肃而深刻，并且经常穿插一些充满生气的顽皮的笑话。在听众中时常包括一些来访的著名的人物。在英国他开始成为科学哲学界的活跃的哲学家。在伦敦经济学院他每周举办的讨论班上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人们期待演讲者解释他的问题，宣布他的题目，这一切经常是在批评的火焰中进行的。论证不允许那种狡猾的命题转移，如果一旦违背了这种严格的要求，发言者肯定会遇到麻烦。

五十年代初期，他逐渐患了一种烟草过敏症。因此，他回避公众场所，大部分时间在妻子的帮助下在家中工作。一小圈朋友定期来访问他。他贯于把大家引导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上，偶然他也会倾泻出对那些已经断定是剽窃的或是背叛了他的学生的恶行的苦恼。关于他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的名声当然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在五十年代中期，他用英语重新编写他的第一本书，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关于几率、简单性和确证的附录，以及一个很长的后记，使它长达八百页。在比尔·巴特利（Bill Bartley）的帮助下，到1982年，这本书才分成三卷得到出版。在其它那些问题中，它论证了非决定论和物理几率的倾向解释。

在他的《推测与反驳》（1963）一书中有新的很长的一章阐述这一思想，一系列错误的理论可能正在和真理会聚，或者增加真实性，这种逼真性明显地和可能性相区别。当人们向他指出这个思想概念的逻辑缺陷，他如同天使般地回答，有几个哲学家很久以来就已经在修补这种损害。他的《客观知识》对于研究语言、知识和心-身问题进化途经问题，对于由柏拉图、黑格尔和弗雷格所预示的那些论题的研究是很值得一读的。这些命题即是在物理世界（世界1）和精神体验世界（世界2）之外有一个人类思维的抽象的但是客观的世界3。

他的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是《自我和它的大脑》（1977）是和约翰·埃克勒斯爵士合作写作的。它复活了相互作用主义，心-脑关系的新笛卡儿式观点。

他和妻子终生互相关心爱护。在他的妻子长期痛苦地辗转于疾病之时，是波普生活最暗淡无光的时期。1985年他的妻子在长期患病之后去世，那一年对波普来说是最可怕的一年。尽管痛苦和烦恼，他始终感到，活在这个伟大的世界，并且令人惊异地能成功地理解它，这是一件极其奇妙特殊事情。他说，甚至死亡也增加了生的价值。他不屈不挠地工作几乎到他去世前。1990年他出版了《纷纭的倾向》（A World of Propensities），这本书虽然不厚，却写得十分精采。1992年出版了《寻求更好的世界》（In Search of a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