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我们清华大学团队和中科院物理所团队合作，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个发现，是微观世界电子运动的新规律，是建国以来我国科学家发现的重要科学效应；这个发现，作为物理学名词留在物理学史上，是我国对世界量子科学的原创性贡献。
因为这个发现，我们获得了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研究，需要强大的条件支撑。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没有经济条件支持重大科学研究，即使你有非常好的想法思路，也做不出重大的成果。因为国家的强大，我们才有机会赶上了重要效应的发现。我们由此发现，国家的强大对科研工作非常重要。
这个研究也让我体会到，科研要不辱使命，敢于创新。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的巨大挑战，是要寻找一种磁性的、拓扑的、绝缘的超薄膜，但现实是大部分磁性材料都是导电的，二维情形下很难实现铁磁性，磁性和拓扑很难做到共存。
从2010年到2013年间，经历无数次科学实验，我们团队一点一点的突破积累，经过了艰难的实验过程和团队协同创新。投入研究的团队有四个，博士研究生有二十多位，独具特色、国际先进的尖端仪器有五台套。
还有，目标不确定的攻关时间长达四年。能在三四年的时间坚持聚焦一个实验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实验研究还需要细致的观察，重视任何一点实验中的蛛丝马迹；同时要对实验技术的驾驭炉火纯青，对研究方向的理解入木三分，这就是“滴水穿石”的科学精神。
这样，实验成功了，可证明理论的正确；不成功，则证明实验的伟大。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起到了很好的育人作用。2000年到现在，我们培养了博士生/博士后110余名，其中80%的人留在教育科技界，近40多位入选国家人才计划。
科学发现对技术进步有重要推动作用。因为发明了电子晶体管，人类从而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因为发明了超导量子晶体管，人类进而发明了量子计算机。我们也希望因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发现，能够推动拓扑量子计算机的研制。
谈求学和科研经历
我是1987年考入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回顾我的求学和科研之路，可以分以下几个阶段。
两次考研的失败（1984年、1986年）。1984年，我参加研究生考试，结果高等数学考了39分，因此大学毕业后只能先去曲阜师范大学工作。作为一个“有志于成为科学家”的青年，我利用两年时间复习，再次于1986年参加考研，结果普通物理再次考了39分。直到1987年，才终于考上了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