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平:多种手段消解金融危机的冲击
金融危机给媒体带来很大影响
主持人: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访谈间,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新民晚报》总编辑陈保平,欢迎来到搜狐。2009年是《新民晚报》八十周年,特别不容易,先介绍一下《新民晚报》目前取得的成绩?
陈保平:不知道网友对传统媒体是不是感兴趣,《新民晚报》作为大陆延续时间最长的报纸,2009年将迎来八十周年的纪念,这张报纸1929年9月9日创刊,当时都是二十多岁的几位年轻人,在国民党的中央报社工作,也是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觉得那样的报纸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就出来自己创办了《新民报》,实际上是同人的民营报纸,创刊以后开始在南京,后来发展到一报五刊,在南京、成都、重庆、北京、上海发展得很快。而且从开始的几个人到解放初期已经有相当规模了,买了房子、买了机器,经营也是很不错的。
创刊人叫陈铭德、邓季星。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他的母亲邓季星就是晚报的创始人。去年吴敬琏带了两个在美国留学的女儿到晚报参观,瞻仰了晚报创始人陈铭德的塑像。《新民报》解放以后只保留了一份在上海,56年改名为《新民晚报》。由于《新民报》解放前一直是一张比较进步的报纸,大家可能知道晚报的老社长赵超构先生,他在45年就随着中外访问团采访中共在延安的现状,回来写了《延安一月》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晚报的副刊叫“夜光杯”一直延续到现在,许多名流为她撰稿,包括像张恨水为代表的一些当时的知名作家——四大台柱是“三张和一赵”,三张就是张恨水、张慧剑、张季孪,还有赵超构先生,在报纸上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延续到解放后,我们的报纸虽然成了国营的报纸,但是办报的传统和文脉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包括一些栏目像夜光杯和副刊都是保留当时的格局。后来文革时候晚报停刊过一段时间,一直到1982年复刊,是赵社长领衔的,复刊以后晚报达到了黄金时期,发行量到三十万、五十万、八十万最高达到170多万,每天都是排队买《新民晚报》,是非常的辉煌。一直到九十年代后,都市报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后晚报的发行量虽有分流,但仍保持百万份以上。这是因为它的传统、他的文脉和它坚持为老百姓说话、坚持为民生的办报理念得到坚持,所以有些要变,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我们赵社长说晚报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传统媒体今天受到互联网冲击以后,《新民晚报》还是一直保持一百多万的发行量,甚至去年纸张涨价以后,我们考虑成本的压力,提价到一元钱,开始担心发行量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后来大多数读者还是认可这个价钱的,所以发行量没有受到影响,加上海外版十多万,加起来120万左右。《新民晚报》由于历史历久、文化积淀比较深厚,办报理念清晰,还是取得了经济效益上很大的成功,多年来我们每年上交的利润都接近两个亿左右。
主持人:这个报纸从诞生开始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过去有很深的积淀,发展到09年的时候,受到金融危机的创伤的时候,我们的报纸是不是不能独善其身?
陈保平:应该说,这一轮金融危机给媒体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我想这个影响是由金融危机延伸到实体经济造成的。我们媒体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广告,广告是跟这些实体行业密切相连的,受到冲击的是三大块,房产、汽车和金融保险的广告,这几块广告在我们广告结构当中占很大的比例,所以,今年的广告确实是晚报复刊以来受到影响最大的年份。但是从晚报来说,由于我们去年及时提价、而且今年纸张的价格又有下落的趋势,在成本上我们也控制得比较好,这一块也可以弥补一下广告损失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但是总的来说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主持人:即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咱们晚报还是坚持海外版的运营?
陈保平:海外版在前两年就有的,十五年前我们是大陆第一家地方媒体在美国办了美国版,四年前我们开始酝酿海外版,我们目标在三十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现在已经发到将近二十六、七个国家,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海外版的发行国家,像塞尔维亚就是今年刚刚开始的,我想办海外版的目的就是让中国改革开放的现状、中国的文化能够告诉海外的华人,海外的华人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尤其是上海出去的海外侨界特别想了解上海家乡的情况和变化,我们利用海外华人的关系“借船出海”把海外版打出去,也实践国家提出的“走出去”的战略,所以这一块还是开拓的比较成功的。
积极的应对数字媒体的挑战
主持人:不仅开拓海外市场,在上海本土,《新民晚报》跟上海市民是非常有深厚感情的报纸,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出现,新媒体出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能更喜欢上网,在吸引年轻读者方面,《新民晚报》有哪些举措吗?
陈保平: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传媒生态发生了变化。《新民晚报》虽然有一百多万的读者,如果年轻人不读报的话对未来的发展有比较大的冲击,所以我们有几个举措,第一个是办了大学生版,每个礼拜都有专门的大学生版送到各个学校的宿舍,让大学生能够读报,价格也比较优惠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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