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则贤曾在德国学习和工作多年。他的德国导师带着41个博士生，但并未看到他异常紧张地工作。“当你不从容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你不会。”曹则贤说，“科学研究从来不是通过赶工、勉强得来的。”
在曹则贤看来，科学家工作状态的不同缘于各国科学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国科学研究受美国、日本影响较深，更为功利化，而以法、德、英为代表的欧洲科学研究更注重思想创造的过程。”曹则贤分析说，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科学是在本土一点一滴产生的，他们知道科学的重要性，也知道科学创造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所以，一旦对科学家的身份进行了确认，对其工作就不会再多加干涉。
“而我们是把西方成熟的科学成果直接拿来，对于如何创造、如何试错、如何建立价值观判断对错等，则知之甚少，所以我们创造性不强，又太过于强调数量上的产出。”曹则贤说道，“科学创造，就像画画一样，你看到一幅成功的画，可没看到的是那些之前不成功的。那些不成功的，恰恰才是创造的过程，才是最有价值的。科学研究就像淘金一样，是从一筐一筐的沙子里面找金子。如果把科学研究都当作工程来做，要求目标清楚、细节详细、结果能预知，那还是科学吗？”
谁动了科学家的时间？
对于科学家来说，时间是珍贵的，时间利用更需要高效。
两个多月前，金大勇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在与物理学家朱棣文的交谈中，对方的一段话让他印象深刻。“他说如果他的学生今天做完实验没有及时整理，他就觉得这不是一种好的工作状态，因为这表明他对实验结果没有渴求。”
在金大勇的实验室中，有些新来的学生在等实验结果时，会玩手机或上网。“我觉得这是极大地浪费时间。你的脑子要跟着实验走，思考实验不成功怎么办、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导致实验不成功、实验结果会有几种可能、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方法等等。你要一直在动脑，要用巧力。”金大勇说。
对于金大勇来说，管理整个实验室的经费、人员等各个方面，事情多而杂。如何提高效率，他的方法就是“专注”。“我会想我这周、这个月、这一年需要什么，然后砍掉其他不必要的事情，只专注于做这些最重要的事。”
温蒂·铃木在提到时间管理的方法时也说，首先要明确哪些事情是需要优先去做的，然后给这些事情分配足够的时间。“这听起来简单，但如果你的优先事项与部门的优先事项相冲突，那执行起来就会很难。作为一名科研人员，要学会对有些事情说不。”
对于国内的科学家来说，对有些事情说不貌似更难。
“我们对教授、研究员的评审是宽进严出的，因此我们设计了很多制度来对科研人员进行考核，而这大大增加了科学家的时间成本。有些科学家就像热锅里的炒豆一样，一刻不得消停。所以，我们的科学家每天非常忙，但有很多时间其实是无效的。”曹则贤无奈地说，“比如种种考核，比如财务报账工作。在西方，大学、研究所是没有财务部门的，由第三方机构来管理，你要是敢贪污，警察直接来找你。”
曹则贤办公室的书架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打印着四个大字“大块时间”。“科学本就是思想性的工作，需要大块的时间静下心来思考。有些杂事仅占用一个小时，但却打乱了你整个工作的节奏。”曹则贤说，“我们需要对科学精神、科学研究的工作方式、科学回馈社会的时间和方式等问题有清楚认识，从而在科学家的遴选、资助方式等方面，建立更加成熟和高效的制度。”
《中国科学报》 (2017-07-14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