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常宝（大家对小常别称）因为身体有病，加之努力不够，经常挨陈师傅的训斥，虽然已习以为常，但碰到技术问题，他还总爱找我讨论。一次，他因一时找不到50周的铁芯，把一个400周的铁芯用到50周的变压器上，又受到了陈师傅的批评，说是会增大振动，产生噪声。我认真地从理论上研究了两种铁芯电磁性能的区别，告诉陈师傅，常宝的做法不仅不会增大，反而会减小变压器的震动和噪声。陈师傅当场命人试验验证，证实了我的结论，小常宝对我感谢万分。
一次次技术问题的解决使我坚信，理论只要彻底，就能经得起实践的考验，仅凭经验、凭感悟甚至凭主观意想，终究是不可靠的。
1976年对中国大陆来说是大不幸的一年，是悲哀和恐惧并存的一年，也是结束十年浩劫迎来新的曙光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8日，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总理不幸去世，八亿神州陷于无比悲痛之中；4月5日，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对天安门广场如潮的悼念周总理的人民群众实施血腥镇压，激起了全国的愤怒；7月初，身负国人稳定政局希望、年届九旬的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7月28日，一场旷古大地震，一夜之间几乎把几十万人的唐山市变为废驱，二十多万生灵消失于一旦，伤员遍布整个华北地区各个医院；不到两个月后的9月9日，毛泽东主席也随着离世。接班人华国锋果断决策，于10月6日粉碎了横行政坛的四人帮，结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从而出现了复兴的转机。
回想起来，正是那段时期，我无意中做了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准备。
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最后一件事是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致悼词。紧接着，全国掀起了急风暴雨式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四人帮公开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全国又一次陷于全面停工停产状态。
760厂每天早上8点，职工照常上班，同事们坐在一起看看报纸，聊聊新闻，到了9点钟，诺大一个工厂就几乎空无一人了，只有那些生产保障部门的人还在正常工作，因为暖气还要放，开水还要供，电能还要送。人们钓鱼的、摸虾的、打扑克的、下象棋的，不一而足，倒也心安理得，因为工资还是照发。面对这种局面，我陷入深思。大学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说不上有什么专业特长，眼下局势如何发展，将来自己干什么，都一片茫茫。思来想去，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不会灭亡，经济还要发展，社会总要进步，不管怎样，知识总是有用的，要学习！学什么呢？数学！数学是最基本的科学，不论干什么都需要数学。所幸我有一套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翻译的原苏联数学家辛钦著的《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于是，我开始利用大家都不上班的时间在办公室里自学数学。
说起这套书，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记得大约是1968年初左右，61级要毕业了，我到四楼61级宿舍看望学长罗卫德、谢名苞，他们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校。孙连有学长看到我进来，拿着两本书对我说，你来得正好，这是我几年前在南岗书店买的一套数学数，从来没看过，扔了怪可惜的，给你吧。我接过一看，除了封面上有他用红铅笔签的名外，新得几乎没有被翻开过。
人生就像一环扣一环的链条，谁也没想到，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套书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
这套书著译俱佳，概念明确、推理严谨，不论多长的语句都表达得准确无误，阅读起来，引人入胜，犹如进入知识宝库，难以释手。对我来说，唯一不足的是各章没有相应的习题。好在经过努力，找到了一套《吉米多维奇数学习题集》，于是，每学习一章，就把习题集中我认为最难的相应题目解答出来，对于重点内容，例如不定积分，就把所有题目一个不落地全都解出。由于没有进度压力，可以深入研究，几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全掌握了该书涉及的数学原理，解答数学题成一种爱好和乐趣。
大约是1977年底，北京大学在人民日报发出一则通知，接受老三届北大毕业生回校补课，以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这给老三届大学生以新的希望。怀着期盼的心情，我和刘祥荣写了一封信给长沙工学院，直书希望回母校补课的要求，但迎来的却是石沉大海，一点回音都没有。
1978年全国招生研究生时，我一度起了报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的念头，终因不搞科技心不甘而作罢。
人生的机遇不外两种，大众机遇和随机机遇，后者总是不期而至的。
就在我刚刚放弃报考哲学研究生的时候，华中工学院在人民日报上发布了招生广告，拟在湖北、湖南、河南、四川招生68、69、70三届大学毕业的进修生，不论哪个学校毕业均可报名，考试科目是数学和高等物理，一个月后在各个省会设立考点，公开招生。于是，我找来了江之永、程守株编写的大学物理突击学习。由于有了高等数学的基础，学习物理几乎没有遇到困难。
760厂到郑州应考的有五个人，由于准备不足，其余四人均落榜。
华中工学院老三届进修班设有机械、无线电技术和工业自动化三个专业，共约百人，只有我一人毕业于哈军工。我所在的无线电技术班的三十人，分别毕业于北大、清华、北工、北航、北师大、天大、上海交大、复旦、同济、西安交大等，几乎涵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