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
Nicholas Lardy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王浩院士话高考：就读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
发布时间：2018-08-17 09:07 原文链接： 王浩院士话高考：就读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
①1981年王浩就读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时和同学合影（图中三排左四为王浩）。
②在1980年北京高校运动会的三级跳远项目上，王浩获得第六名。
■王浩
王浩：1953年8月生于北京。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198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先后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87～1989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系统工程方向，获博士学位。现任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名誉所长。兼任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全球水伙伴（中国）副主席等。获联合国“全球人居环境奖”，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荣誉称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7项。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是北京“69届”的一员。我们这一届在中学的读书时间总共只有一年多，而在进入中学之前都未能从小学正常毕业。所以，“69届”是“小学没毕业，中学没上够”的一届，可说是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群体了。
也因此，在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13届考生中，读书最少的当属“69届”。往前6届是“老三届”，“文革”前上过文化课；往后6届是“新三届”，读过高中。
那一年，全国报名的考生有570万人，大学本科录取21万人，在被清华大学录取的1053人中，只有2名是“69届”，我很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
1977年高考，是时代给予科学人的机遇，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借光”夜读补功课
我是在北京钢铁学院附小（现在北京科技大学附小的前身）读的小学，本应在1966年6月底毕业，但那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爆发，我小学还没毕业就被迫停课了。
后来，从天津延安中学申请复课开始，北京的学校也陆续复课。1968年1月2日，按“就近入学”的原则，我被分到北京市93中学（该中学早已解散）就读。93中学没有高中，只有初中，也只是半日制。我们没有课本，就学三门课程：语文学毛主席诗词，数学学二元一次方程组，还有一门珠算课学打算盘。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93中，黑咕隆咚，破桌子破椅子破电灯，老师生病，学生抽风。这足以说明当时的学习和教育环境。
1969年7月23日，我初中毕业。在93中学上学总共1年7个月23天，其中还包括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下乡劳动。所以，我整个初中没学到什么知识。
告别了没有课本的课堂，我于当年7月报名当了知青。8月23日张榜公布，9月1日我便从北京站乘坐火车去黑龙江，成为了生产建设兵团1师3团37连的一名农工。
那年我16岁，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连队驻地处在小兴安岭北坡背阴的地带。夏天开山炸石头，冬天在林子里伐木。这里无水无电，冬天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6摄氏度，饮用水要到附近山沟刨冰，用马车拉回来融化后喝，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
我们住的房子叫“杆儿加泥”的房子。之所以称为“杆儿加泥”，是因为整个房子没有一块砖头，没有一根钉子，是用草和泥制成的简易房子，顶子盖的是草。
在建设兵团，我从没断过学习的念头。我四处找来了一些初中的课本，利用晚上时间自学。我用点燃的蜡烛把土墙烧热，再“趁热”把蜡粘在土墙上，“借光”夜读，虽然很艰苦，但能静下心来补习在初中落下的课程，我觉得很充实。
3年半后，我转插队到黑龙江安达县城郊公社繁荣大队。无论在哪里，我一直有晚上学习的习惯。在6年半的下乡岁月里，我自学完了中学数学和高一的物理课程。
我坚信中国不可能永远这样，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备战高考迎机遇
1976年初，知青落实“困退”政策，我在当年1月21日从黑龙江回到北京，落户在中关村街道。中关村街道离北京大学近，于是我于7月12日被分配在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无线电系工厂。这家工厂有200多青年工人，我在这里做仪表盘的模具钳工。
“文革”结束后，全国各地由所在系统对“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进行文化补习。这样，北大的老师们也开始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上文化补习课。在补习班上，我重点学习了中学的物理、化学，还学习了微积分的基本概念和一点皮毛。
我是在1977年的10月1日以后才知道恢复高考的。听到消息时，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时间紧、任务重。幸运的是当时我们和北大无线电系、物理系的老师都在一个楼（就是现在的北大物理学院，当时叫物理大楼），大楼里有很多大教室，老师们就在大教室里给我们补课，补习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不仅是北大无线电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