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矿多，陈一唱家“80％的人都在煤矿”。男的下井，女的在地面工作。煤矿效益好的时候，他爸爸每月只用上半个月的班，就能拿到6000元。高中毕业后陈一唱去中国矿大念了一个煤矿相关的专业，刚走出校门，就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国企，拿到了干部身份。
可23岁、“月工资经常达到1万元钱”的陈一唱，越来越觉得喘不过气。
在煤矿上，每天都是做同样的事儿，见同样的人，“从第一天就知道一年后做什么”。虽然顶着干部的身份，但陈一唱也得下井干体力活。
矿井在地下400米的地方，那里黑极了，呼吸都会有明显的颗粒感。走路得张开手臂摸索着，超过手臂的地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仿佛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堵墙，上面看不到顶，下面看不到底，也看不到前方。”他一下班就瘫到床上，“除了睡觉什么都不想干”。
再次回到大学所在的五道口，是今年7月参加清华大学一个同学的毕业典礼。学校周围的宾馆全部满员，陈一唱找到了这间叫做叁艾特的青年公寓。
这里一下子就震惊了好久没来过北京的陈一唱。研究VR技术的人住在这里，在努力打造一款中国版的“宠物精灵”，要考博士的研究生也住在这里。陈一唱在这里的第一晚，客厅的地上睡了一个荷兰的小伙子，只用了5分钟，就让很久没接触过音乐的陈一唱感觉“吉他入了门”。
邹盟也渐渐习惯了北京狭窄的住宿空间，工作日的上午10点，有人在键盘上敲击着游戏，有人蒙头大睡。但是从美国的教育和创业环境到国内的流行音乐，邹盟总是能在这里遇到新鲜的知识。
如今邹盟在一个并不知名的公司做艺人经纪人。最繁忙的时候，邹盟每天早上起床工作到半夜，只有两顿外卖送来的时候能够喘口气，但是他仍然开心，“这是个全新的领域”。
其实，辞职来北京之前，邹盟也纠结过，躲在珠海的公寓里自责了好长时间。大学暑假实习的时候他来过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项目。住在高碑店的宿舍里，每天要从繁忙的八通线搭乘地铁来回，“那种感觉恐怖极了”。
“但是总不能喜欢一种生活，就放弃沿路的所有风景。”邹盟说，“年轻就是要体验不同的可能性，经历比什么都重要。”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陈一唱辞职的时候，甚至都没有经过太多的纠结。他在叁艾特青年空间里住了一个星期，但是第一天他就决定要跳出自己原来的生活。
回山西后，跟父母说要辞职，父母的第一反应是孩子在北京被谁洗脑了。
“我确实被洗脑了，这儿的每一天都在刷新我的三观。”陈一唱说。
客厅足足两米长的皮质沙发上，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人聊天。陈一唱在这里用蹩脚的英语和韩国人连说带比划地打着招呼，听一个从成都广播电视台辞职来北京寻找新生活的小伙子即兴弹吉他唱歌。
为了辞职的事儿，陈一唱不知道跟父母吵了多少次。接父亲的班进厂的陈一唱，实际上已经是家里主要经济来源。父母总是觉得年轻人作决定太草率，陈一唱心一横，咬着牙一个月连上了13天班，中间没有休息。当大家都认为这个年轻人靠谱的时候，他突然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一年以后，会让你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他对父亲说。
辞职的那天，陈一唱按了一上午的手印，指头肚上，印泥的颜色像是长在了皮肤里，“洗都洗不掉”。
山西晋城到北京的火车足足9个小时，陈一唱都没来得及等着买张硬座票，一路站到北京，“心里别提多开心了。”他记得那时自己心里，一直哼唱着一句歌词，“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像是给我赞扬”。
到北京后没几天，陈一唱就加入青年空间的管理团队。青年空间里人来人往，最多的时候25个床位要塞下30个人，陈一唱有时候就只能抱着被子到楼下花园里睡。
“在井下待过，这都不算什么。”他说。
到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陈一唱通过游戏一样的网页学习编程，“从5岁的水平开始”，用Excel程序做动画，他希望5年以后能够回到晋城开一个像北京的青年空间那样的地方，也希望能够在北京进入一家动漫公司，“B站、A站、做十万个冷笑话的公司，不管报酬多少都愿意。”他还听说，美团的创始人曾经就在他们隔壁的楼里住过一段时间，“也是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
未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把他的生活填得满满当当，魏郑也是。这个化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来到北京后，去了三里屯一家日式居酒屋的后厨。学徒的工资每个月只有2600元，他还不得不从706青年空间搬去了饭店提供的宿舍，“那里更加狭小、肮脏”。
但是，魏郑还是很高兴，他从小就喜欢做饭。
“我觉得这很酷。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基本都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有些甚至把我们的生存问题也帮忙解决了，那我们为啥还要为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委屈自己呢？”魏郑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
“现在如果不趁着年轻把所有东西都试一遍，以后就没机会了。难道我三十几岁去当学徒？师傅跟我说快点，去把菜洗了，我都会想揍他，但二十几岁无所谓，我觉得他们就是师傅。”魏郑说。
逃离地球
同样不愿意委屈自己的，还有北京女孩儿王亚静。
入住这里时，她在一个科技公司工作，每年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