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说，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

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作为出生在大萧条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金斯伯格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也遭受过不公的待遇，随后她用极一生用告诉普罗大众：“性别界线，并不能帮助女性站稳脚跟，而是将她们关进牢笼。”

金斯伯格对提升女性地位的影响力并不在于她如何疾走呼吁，奋笔疾书，撕声呐喊，相反，她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不是那样爱出风头的人。

她能做的，而且她最适合做的事，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法律——对长久以来形成的不平等现状，一步一步做出立法上的改变。

作为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的创立者，金斯伯格对变革目标有自己既定的循序渐进的详尽计划。

40年前，作为律师的金斯伯格曾站在最高法院中，面对着当时的九位大法官，为平等公民权据理力争。

她的人生中曾遭受过许多不公，她曾因自己的性别而被律所和法院拒之门外，也曾因怀孕而被解雇，正是这感同身受的经历让她坚持不懈地推动女性权益运动。

可以说，不论是作为诉讼律师还是大法官，金斯伯格对女性群体的贡献都是无可比拟的。

金斯伯格对女性群体的贡献都是无可比拟的

通过一系列诉讼案件，金斯伯格在立法层面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平等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同时也在维因伯格诉维因伯格案中为一位单身父亲争取到了亡妻补偿。

她敏锐地看到，要先实现真正的平权，男性也必须从就有的两性规则中解放出来。

2012年，金斯伯格受邀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演讲。在演讲中，她突然停顿了一下。“今天早上我经过了一个门上写着哺乳室的房间，这个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金斯伯格比其他人都更有权说，是自己促成了这些改变的发生：“在我的一生中，最让我心满意足的事情是我参与了一场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女性。

不够激进而饱受争议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金斯伯格都不是一个激进分子，这让她一方面赢得了谨慎的美名，另一方面也让她在为女性争取权利的道路上充满了争议。

她坚信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一个观念，社会变革需要逐步累积、循序渐进。真正的，可持续的改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才会发生，因此她必须保持耐心，计划好策略，而且她偶尔需要装聋作哑。

因此她坚持按部就班的工作方式，只向最高法院提交符合逻辑的下一个案件，然后下一个，再下一个。不要争多求快，不然可能输掉本应赢得胜利的案子。

但在1970年代，许多人认为金斯伯格提倡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太过温和，双方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奠定了美国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上。此案是美国1970年代女性平权运动浓墨重彩的一章，被视为大胜，而金斯伯格却持保留意见。

她坚持认为，将堕胎权建立在隐私权的法理基础上是靠不住的。

女性从最高法院那里获得的不是她们个人享有的权利，她们首先还要去咨询大夫，隐私权作为法理基础还使得公共保险可以不为堕胎支付费用，其代价落在了底层女性的身上。

1990年代，白宫在考虑提名金斯伯格为大法官时，当年的这些争议差点让她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但后来的几十年中，事实被金斯伯格不幸言中，罗伊诉韦德案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小，而今已岌岌可危。

金斯伯格在1993年获克林顿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此外，一些自由派法律教授和时事评论员们早前也认为，金斯伯格可以为自由派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赶紧退休，这样当时的总统奥巴马总统就可以提名一位更年轻的自由派大法官来代替她，以保证她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席位能留在自由派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