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正在采集水曲柳
王康采集的湖北苦枥木
见到王康博士，他刚从西藏林芝回来。
“原来随处可见的红豆杉，这次没有看到。”作为北京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经常到野外采集样本。此次西藏之行，当地物种退化的态势令他感到震惊。
让王康心情无法平静的还不止于此。“当地随意采挖交易，对植物资源带来越来越大的危害，目前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而对于像王康这样有科研需求的人来说，一方面是物种资源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是采集科研样本的成本居高不下。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博士蔡杰今年去西藏考察，也留下不少遗憾。样本采集要先去自治区办批件，再到所在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为一次考察，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协调。”最终，蔡杰一行没能按原计划到达雅鲁藏布江。
取样之难，是生物研究者们遇到的共性问题。他们需要与各个大小“衙门”沟通、协调甚至公关，这种科研之外的工作经常让他们疲于奔命。
以生物样本为主的科研样本获取难的问题，几乎每个科研人员都曾经遇到过。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获取、交流、共享难等问题，已影响到科研活动的正常展开。
科研取样背后也有很多无奈的故事。取样难，恰恰反映出现有科研软环境及服务意识上的诸多不足。
“我是守法的，办理许可的成本却非常高”
在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以下简称“场圃总站”)，查询采集或采伐林木种质资源申请办理者名单，可以找到王康的名字，申请内容为“白蜡属树种采集”。
但奇怪的是，从2008年至今，这个名单上始终只有“王康”一个人。也就是说，他是迄今唯一办理过这项行政许可的人。
中国有27种白蜡属树种，其中，绒毛白蜡由于抗水湿、耐盐碱性能优良，已成为天津市的市树。为了考察中国白蜡树种，王康跑遍了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各个山脉。
经常有国外同行找到王康，希望通过他所掌握的渠道获得一些中国白蜡树种的样本。根据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的规定，国外学者如果想研究中国白蜡树种，必须得到原产国中国的许可。这个许可，却难坏了王康。
“在中国白蜡树中，只有水曲柳是国家二级保护物种。其他白蜡树种，既不是保护物种，也未进入珍稀濒危植物名录，所以没有相应的渠道获得行政许可。”王康说。
一边是国际科研交流的需要，另一边却是国内没有相应的行政许可签发机构和渠道。这让国内学者感到尴尬。而样本资源交换受阻，严重时会影响到科研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为了推进研究工作，王康在林业部门现有行政许可中“拉郎配”，通过填报采集或采伐林木种质资源申请表，为白蜡树种的采集找到了行政许可。保护物种的资源采集许可由林业局保护司审批，而王康获得的许可来自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
“这是个擦边球。”王康说，因为按相关法律条文规定，采集或采伐林木种质资源的行政许可只针对苗圃生产企业，并不适用于个人和科研机构。
找到渠道，问题并未彻底解决。采集林木种质资源的申请获得场圃总站审批后，还需要样本采集当地省份的审核意见。
“对不同省份，我们都要从头解释一遍，非常痛苦。”去年9月，王康原计划在四川采集白蜡树种，但当地有关部门因为“不认可”这一行政许可，而不愿提供审核意见。
此外，虽然辽宁、北京、甘肃、陕西等省市因为有过合作，目前行政许可办理渠道较为通畅，但王康担心，一旦出现负责人变更，很多工作又要重头做起。
“我是守法的，办理许可的成本却非常高。”王康抱怨说。
“和保护区打交道，关系好就好办”
今年6月，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副教授戎可在大庆龙凤湿地保护区采集鸟蛋时，遇到了堵心事儿。
为了研究一种名为“白骨顶”的水鸟的种内巢寄生现象，戎可需要采集刚刚孵化的白骨顶蛋壳内的胚膜。这种采集必须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所以他们选择了离哈尔滨最近的大庆龙凤湿地保护区。
戎可和同事申请进入保护区采样，得到的答复却是“市委书记要求不允许任何人进入”。通过与当地林业部门沟通，戎可等人最终只获准在保护区外围水域完成采集工作。
然而，保护区外围的鸟蛋早都被捡光了，保护区内则处处可以看到正在孵蛋的水鸟。令他们感到不解的是，他们还发现保护区里却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捡拾鸟蛋。
戎可的经历，蔡杰同样深有体会。
采集科研样本经常要和保护区打交道。比如保护区发现新的物种，动植物出现某种特殊现象，都需要借助科研的力量来更好地识别、研究与保护。
“保护区一般都要向我们收取资源保护费。”蔡杰说，让他不能理解的是，收费标准也经常会发生变化，今年10元，明年50元，缺乏严格管理。
采样是科研的基础，科技部门也一直鼓励课题承担单位与当地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合作。
然而在现实中，科研人员获取科研样本总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障碍。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为了获得一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从而对其开展人工饲养及繁殖研究，他们向某地保护区申请，但保护区漫天要价，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最终以两只15万元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