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第二任校长是马金池同志。解放初期他在安徽省贵池专区当专员，资格也很老，1936年参加革命。井田同志为第三任校长，1960年调入，也是个老红军，是陕北刘志丹的部队。他在学校工作时间很长，从1960到1971年，在学校做了不少工作，成绩很大，在群众中影响较深。他和我一样，也曾在海军党委举办的干部学习班学了半年。后来还曾调清华大学任副校长。我为第四任校长。有人开玩笑说我是船校最后一任校长，升格为本科后的首任校长。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我就知道，这所学校是个好学校。上海船校是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造船中等专业学校，1959年时还被确定为国防重点中专。经过多年的办学实践，师资力量较为雄厚，设备和其他教学条件也都较好，历届毕业生在造船工业系统有着较高的质量信誉。可惜的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了种种破坏，特别是在1970年被指令搬迁到江苏镇江，离开了造船基地，失去了原先办中专校时的一些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使学校陷入了动荡的困境。
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我对这所学校的遭遇是深感痛惜的，很希望能把这所学校再搞上去，重振上海船校当年的雄风。所以当时的心情是很愿意来这个学校，并希望能有一番作为。
但是到了学校，才发现问题比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当时学校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校发展方向不明，成天忙于工业生产，1976年至1978年时学校造出了千吨油轮”鲁烟1号”和”鲁烟2号”。第二，长期不招学生，教师队伍虽始终注意保留，但其任务不是抓教学，而是参加生产活动，所有老师几乎全下放到附属工厂去了。第三，当时还在”文革”时期，学校无处挂靠，领导关系不是很明确，与市、省都无直接领导关系，与地方业务部门挂不上钩。第四，”文革”停止招生，1972年才恢复，但仅招200人，且主要只能招江苏省内的，而我校毕业生却是面向全国分配，这给毕业生分配带来了种种困难。第五，工资地区差，按规定从上海迁到镇江三个月后必须改成与镇江地区一样。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个人都要降一级工资。大家心情矛盾得不得了，加上大部分教工家庭分居，大家远离自己的家，情绪很不稳定。第六，地皮的问题也非常棘手。在我们的校址内，当时有三大不同单位同住一地。而这个校址原来是属于解放军总后勤部汽车管理学校。”文革”时这个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搞打、砸、抢、武斗，在镇江影响搞得很不好，当然，他们也是遭”文革”严重破坏而受害的单位。林彪的一号命令把我们从上海调到这里，但粉碎”四人帮”后，这个汽车管理学校又想再回到这里，不断索要我们的校址，他们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在上海的原校址已被其他单位所占，回不去。当时，学校内部风波频频发生，学校领导的日子很不好过，经常要到北京向部里反映情况，请示解决种种急难问题。
对于学校的命运，有人开始联系一些巧合的情况讲俏皮话。学校在上海时因是保密单位，故通讯代号是7031信箱，又称6864部。有人就讲：命中注定70年3月在沪”寿终正寝”。到镇江后的通讯代号为414信箱。有人就开玩笑说：我们到镇江来也只能说是 “试一试”（谐音）。这说明当时学校思想很乱，”文革”的破坏真是不得了。学校动荡不安，前途何去何从？
长征新起步，船院庆生辰。何惧海疆阔，摇篮自育人。
（《摇篮自育人——热烈祝贺镇江船舶学院诞生》1978年12月）
我们的第一个方案是：打回老家去。当时学校有人在图书馆门口贴了张大字报：”强烈要求校党委带领我们东进！东进！！东进！！！” 而我们学校领导也确实尽了很大努力，先跑上海，后又跑北京，来来回回跑了不知多少次。但上海校址没了该怎么办？记得我和诸国富等同志曾找到上海市副市长杨恺（原为上海交大党委书记），向他诉说，我们实在无路可走了，总后勤部要镇江的校址，无论如何请同意我们回上海。杨恺副市长却说：”老肖，请看看市委办公室走廊的大字报，全是搬出的单位要求回来。可以告诉你的话就是：搬出去容易，搬回来很难！难！难！没有希望。”就这样，我们所做的重回上海的多方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大家一看，路被堵死，回不去了，有人就提出不办学校了，所幸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素质较好，绝大多数教职工的思想觉悟仍然是很高的，通过我们做工作，统一思想，大家都能在困难面前顾全大局，讲团结，坚持把生产和教学工作搞上去，最终避免了学校遭到被拆散的厄运。
1977年春，第六机械工业部召开造船工作会议。当时我带去了学校党委《愤怒声讨”四人帮”破坏党的教育事业的滔天罪行》的书面发言稿，在会议上宣读了报告全文，揭露了”四人帮”破坏学校造成的严重恶果，历数了多年来学校所经受的磨难以及当时的艰难处境。并提出，学校该怎么办？在会上，我谈了自己对学校今后方向和出路的积极设想。既然上海回不去了，我便向部里提出建议，能否与上海交大合并，将我校改建为交大的分校？六机部部长边疆很感兴趣，说：”老肖，你仔细讲讲。”我列举了理由：好处多。我们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