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谟显先生全家合影
1907年金秋时节，王谟显出生于浙江奉化县一个农耕世家。他靠自己的聪颖智慧、坚韧执著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每每考试，他屡屡夺冠，被同龄人誉为“无试不冠军。”
辛亥革命后，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寻找着救国济民的道路，提出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 ”的口号。1915年金秋，志于“科学救国”的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吸引了更多有志青年奋发学习，立志走上“科学救国”之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树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使稍懂世事的王谟显心灵受到了震撼，并向往光明的未来。次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战争，更激发了他的远大志向，决心更勤奋、刻苦地学习，并于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浙江大学，成为文理学院的第一批学生。1929年9月，浙大文理学院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6个主科学门分别改称学系，在文理学院院长邵裴子的敦聘下，张绍忠教授任物理系系主任。从此，王谟显有幸成了张绍忠的得意门生。在求是园里，王谟显受到源自求是书院“诚”、“勤”求是校风的熏陶，真诚待人，勤奋好学；同时，受到美国哈佛大学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勃利奇曼始归不久的张绍忠的指导，学业与品行有了更大的长进，并于1932年7月，以全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同年8月，在张绍忠教授推介下，王谟显成了北京清华园里一名年青的园丁。
抗战胜利后，浙大从黔北山区迁回杭州。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师生的生活日益困苦，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受到镇压，学校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在这阴霾蔽天的岁月里，不惑之年的王谟显抱定“科学救国”的决心，告别同事与妻儿，登上越洋海轮，到英国最古老、最具声望的剑桥大学深造。在剑大的两年岁月里，他像海绵汲水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科技文化知识，于1949年6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顶知识含量特重的剑大哲学博士学位的博士帽，戴在这位中青年中国人的头上，多少人投去羡慕与饮佩的目光！在论文答辩的前夕，王谟显不断从亲友信上得到“祖国解放、人民当家”的好消息，也收到妻子张克俭携子女的合照。他仿佛听到祖国的召唤，看到妻儿的招手，于是强压心头的兴奋与激动，尽快办完毕业手续，婉谢导师的真诚挽留，不为国外优裕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所动；在途径香港时，又辞谢友人劝他去台湾任教的邀请，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决心为新中国建设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浙大求是园是个陶冶人才的大熔炉。在浙大求学时，王谟显受到求是校风的熏陶，逐步意识到中国积弱的原因之一在于科技落后、缺乏人才。从他踏进清华园那天起，“教育救国”、“抚育梁材”的宏愿就在王谟显心中茁壮起来。特别是创造“清华黄金时代”的校长梅贻琦于 1934年12月3日的就职讲话，深深打动了王谟显的心。梅贻琦说：“……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又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为也，有大师之谓也。”于是王谟显在纪念王国维之碑前，暗暗立下誓愿，要为祖国培育更多栋梁之材。
在清华园里，王谟显一边辅佐高能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做好助教工作，连续3年指导学生钱三强等做实验；一边向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等学习“为人之道，治学之法”，从而使自己各方面都有较大的长进，因此，清华大学决定派王谟显去美国深造。
抗日战争打响后，王谟显的留学梦化为泡影。为照顾家人，王谟显于1937年8月回到江南，先后在杭州弘道女子中学、奉化中学和宁波中学任物理教师。 1938年1月，他与广济医院护士学校高材毕业生张克俭结为秦晋之好。这个新家，时处国难当头的战乱年代，王谟显和张克俭结成一个相依为命的椭圆，两个圆心挨得紧紧，享受着家的温馨。多少年来，王谟显“灶头做在脚背上”，天天在食堂或餐厅用餐，而今在家里吃饭，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7件事，全由张克俭操办。有了这个得力的贤内助，王谟显可以一心扑在教学上。在3年的物理教学中，王谟显游刃有余，也无家庭牵挂。他教学认真，一丝不苟。据当年学生吕荣山夫妇说，王先生讲课条理分明，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板书规范，听他的课仿佛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1939年8月，时迁广西宜山（今宜州）的浙大文理学院分设为文学院和理学院。不久，竺可桢校长请文理学院副院长、物理系系主任张绍忠担任教务长，胡刚复教授担任理学院院长。1940年秋，浙大理学院迁到风景独好的湄潭办学。张绍忠对成绩好的学生特别器重，于是把得意门生推介给胡刚复院长，很快王谟显就成了母校物理系的一名园丁。当年，浙大物理系名师云集，除张绍忠、胡刚复外，还有朱福炘、何增禄、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等知名教授。王谟显能从一个中学教师回到母校任教实属不易，除了担任普通物理、电磁学、量子力学等课教学任务外，还协助卢鹤绂教授从事量子力学、原子能等科学研究。这是一种“天赐的良缘”和不可多得的机遇。电磁学、量子力学课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