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王仁东教授（1908年－1983年）诞辰100周年。先生是我研究生涯中的第一位正式的导师， 尽管我只正式地上过先生的一堂课。严格地讲，我只上过先生半堂的《断裂力学》。因为那一天，先生晚到了半个小时，也没有讲多少内容，话也说得很慢，显得很吃力，很疲劳。两天以后，传来了先生逝世的噩耗。
我们后来得知：为了那第一堂课，先生提前半小时就从家出发，几百米的路程，以往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可那一次，先生却用了将近一小时。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愿去想象先生是如何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步一步地蹒跚到教学大楼，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挣扎到五楼的。先生时已七十四岁，身患重病，为了国家的科技复兴，为了年轻一代的成长，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光和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不愿用那些常见的堂皇字眼去形容，唯有此生此世用心去体会。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我只上过先生的半堂课，还有几次有限的谈话，即只有总共一年零几天的师生名份，而且我今天的研究领域与当时的断裂力学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25年之后，先生的音容笑貌和影响力，还是那么真真切切，仿佛就在眼前。
生平简略
先生出生于上海一位爱国医生的家庭里，少时就读于南洋中学，成绩居全班第一。1926年，先生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居榜首。1939年，先生携妻带子赴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后又随浙大迁至贵州省遵义，与王淦昌和束星北两家为邻。先生讲课深受学生欢迎，到浙大的第二年，就被竺可桢校长破格由副教授特聘为教授。2007年底，我在美国硅谷的浙大校友会上，一位年逾80，曾在斯坦福做过现代工程力学之父Timoshenko的学生的老学长，还向我提起先生的课讲得如何好，特别是机械制图和画法几何，真可谓形象生动，至今难忘。
1946年，经竺校长推荐，先生公费赴美考察进修，先后在阿立斯却默斯机械制造公司任顾问工程师和西北大学任客座教授。其间，先生在大型回转窑筒体应力计算和破碎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提出的破碎机破碎功计算公式长期为世界破碎行业采用。1949年，当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先生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不顾个人安危，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先生继续在浙大任教。西子湖畔，先生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创办了化工机械专业和力学系，还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20余门新课，在国内化机专业和应用力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威望。从1961年起，先生在国内首先招收了高压容器和破碎机械两个方向的化工机械研究生。文革之后，又同时成为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固体力学和化工机械两个学科的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培养了博士生、硕士生20余名，为化工机械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被公认为是我国化工机械学科的开拓者，曾有“南王北余”之誉，生前一直担任中国压力容器学会理事长。
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刚毅坚强，豪爽豁达，敢于坚持真理、讲真话，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皆受冲击，素有“运动员”之称。先生生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盟员，但从1952年起就申请加入共产党，直到追悼会前，才于1983年3月5日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治学特色
在我看来，先生的数学和力学基础功底深厚，但他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提出研究问题，再回到实际。自上世纪60年代，先生就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下厂参加技术革新。先生对工厂、企业的求助者从不拒绝，总是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上的难题，常常奔波在祖国各地的厂矿企业、设计和研究单位。先生对断裂力学的了解和掌握，就是在出差旅途中完成的。1973年，先生在出差参加编写《国外压力容器技术进展》一书时，主动承担了断裂力学的新专题的编写工作。先生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盛夏酷暑时，旅馆里没有电扇，就光着上身伏案写作。服务员见了都说：我们从来未见过出差的人这样拼命干的。由于先生的辛勤劳动，这一新兴学科很快就被深入浅出地介绍给了国内科技界，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还在文革期间，他就讲：“高等学校参加生产部门的科技攻关，特别应在上升到理论及进一步用理论指导实践方面起骨干作用。” 先生身体力行，他主持的直径1010带裂纹合成塔的安全性研究工作经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原石油化工部鉴定、验收，开创了我国用断裂力学分析、评定大型工程设备安全性的先例，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经过先生长期不懈的努力，用断裂力学来评定工程结构安全性开始为国内部分企业所接受，进而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规范来进行评定。 先生又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国内19个单位进行会战，主持完成了第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压力容器缺陷评定规范（CVDA）》的试验、制定工作，使我国断裂力学的工程应用更趋成熟。
1993年我第一次参观北京燕山石化时，那里的技术人员还向我提起先生1975年主持乙烯球罐断裂力学安全分析并向日本公司索赔的事迹。当时我国首次从日本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