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小丽
1968年12月20日下午，天寒地冻，一队北京知识青年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走进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老乡们都好奇地跑到街头观看，有个老乡惊讶地指着一个高个子叫起来：“哟，还有爸送娃儿的呢！”这个“爸”瘦高，老成稳重，大眼睛炯炯有神，头带灰呢老头帽，身穿半新不旧的棉大衣，左手提行李，右手提盆花——这就是郭路生。
郭路生（中）
朴实的老乡并不太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甚理解这“上山下乡”是要干什么，只是热情地和我们叙家常，并称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实际我们只是老三届的学生，郭路生是老高中的。杏花村的这二十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北京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余下的便是各校不愿随本校插队跳槽跑过来的。譬如我原是北京女一中的，孙丽丽原是北京一零一中的，都是怕和原校那些战天斗地的革命左派在一起，就随人大附中的朋友们走了。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都参军或留城了。真正下乡插队的是平民百姓的孩子和所谓的狗崽子。杏花村就聚集了这么一帮人：黑帮、高干、臭老九、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就是在这山西晋中的村庄里，我们结识了郭路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和这种背景的知青一起插队，使郭路生避开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事了几年自由的诗歌创作。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名歌二百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了。
我们这帮人都喜欢唱歌，一零一中的孙丽丽、人大附中的张燕林及我是主力。我们重唱，轮唱，上工唱下工唱，唱遍了杏花村。老乡在田头上歇工时让我们唱歌，我们唱《山楂树》及我们喜爱的文革前少儿曲《小鸟在前面带路》 《山歌向着青天唱》等。老乡们说：“这些娃儿们唱得真怪好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