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空中晶亮的星辰” ——怀念樊骏先生
黎湘萍
我轻轻地播放了一首怀念逝者的歌曲《千风之歌》，让这首歌的旋律陪伴我写完这篇短文。对于悄然离开这个喧嚣人世的樊骏先生，《千风之歌》最能表达我的怀念之情，我好像听到他说：“请不要伫立在我坟前哭泣，我不在那里，我没有沉睡不醒，我是一首永不止息的歌……”
每日忙于不知所为的事务，我似乎久已失去某种心痛的感觉了。直到得知樊老师往生的消息，那是1月15日下午。同事发来的短信，让我一时失神，无语。我知道他其实并没有“去世”，他只是化作千缕微风，变成了冬日里照耀在白雪上的阳光，晨曦中盘旋振翅的小鸟，如《千风之歌》所唱的，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不绝如缕的寂寞。
祖籍浙江镇海的樊骏先生1930年12月生于上海，年纪上，他是我的父辈。他的一生经验，应该是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新旧”两栖特色吧？他很少撰文记述他在上海读小学、中学的情况，对人的一生的性格和生涯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的青少年经验，因了他的“沉默”，也几乎淹没在他私人历史的静海中。惟一能猜测到的，就是他曾就读的上海麦伦中学，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教会男校，而它的校长沈体兰在三四十年代曾把这所中学办成了民主革命的教育基地，在那里庇护了地下党人的活动，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樊骏先生的性格志趣，一定也在麦伦中学自由空气的熏陶下渐渐形成。但这个战乱和社会动荡变革的年代，只让他匆匆窥视了一阵子就草草结束了。他飞扬的青春很快见证了另外一个时代的诞生。1949年9月，他带着在麦伦中学接受的最早的现代民主教育的洗礼，考入了北京大学。大学四年，在内心深处播下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种子，从此跟着他一起扎根在了北京。这恐怕也是他1953年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后，一直选择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原因吧？
八十年代中期我遇到樊骏先生的时候，他已在文学所工作了将近三十余年。经历过反右运动、文革风暴等各种大小政治运动的樊老师，表面上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浪漫。相反，他给人的印象倒似乎是不苟言笑的。当时刚到文学所读硕士，我的老师何西来、杜书瀛先生经常提到三个人的名字，一是何其芳先生，他象征着文学所严谨治学的传统；一是栾勋先生，他所谈的中国古典美学散发着草野的生气，似乎进可济时，退可养气；三就是樊骏先生。老师反复强调樊骏的认真，说他哪怕是在小会议上发言，也是写好提纲，注有密密麻麻的材料，让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这种精神。那时并没有上过樊老师的课，但他已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意味着一种慎思明辨的学风。后来跟唐弢先生读博士，在现代室见到慕名已久的樊骏先生。记得刚见面时，他就不让我们称他为“老师”，而要直呼其名。我们不习惯，他反过来称我们为“老师”，看到年轻人很不好意思，他便像孩子似地笑了起来。其实，他在生活中原是不乏浪漫和幽默的，率性，纯真，厌烦尘世的虚礼与虚名的羇縻，才是他的本性，然而这些，却又常常隐藏在他貌似不苟言笑的严肃里了。
樊老师自述“为人拘谨，做事多烦琐习气，常常犹豫不决，想问题写文章也总是没完没了地反复和拖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言”），这一自省，大概也可从他每篇文章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得到印证——收入他的文集的文章，差不多都留下他反复修改成稿的痕迹，有的修改时间长达十年，甚至十多年，如他用力甚深的《认识老舍》，从发言稿到书面稿，用了十年的时间；从书面稿到修改稿，又间隔了五年时间——在当下什么都讲究速度、争抢课题和资源的时代，樊老师的这种方式显然慢得离谱，“不合时宜”，他不像那些巧思如泉、下笔千言的枪手那样看什么事情都很容易，事事“举重若轻”，相反，他似乎凡事都“举轻若重”，这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未免有些“笨拙”或“迂阔”了，但他做“笨活”，并不是为了奢求浮名或文章传世，只是不能苟且于思考、治学和写作罢。
凡是了解樊骏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认真、纯粹到了近乎“迂阔”的程度。他每年用于帮助别人看文章的时间，几乎多于自己写文章的时间。不论是所里的同事，还是研究生，只要有文章送到他手里，他都会不厌其烦三番两次地细读，然后才写出自己的意见，《文学评论》遇到一些“疑难稿件”，也送给他审阅，他的学术判断往往是在大量阅读和深思熟虑之后才审慎作出的。樊老师深知学术乃天下公器的道理，他往往会把自己的思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向他请教的人，让别人写到文章中去，一旦别人的成果发表，他就不再就此写文章了。
有的同事曾惋惜他早期因为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集体项目的写作而耽误了自己的个人研究，但正如蚌病成珠，他反而从参与现代文学史撰写的经验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社会从现代到当代的转型给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和演变造成的巨大影响，并别具慧眼挖掘出了现代文学在“历史”、“思想”和“理论”研究上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他把撰写年度学术综述文章这种最枯燥乏味的工作，转化为暗藏学术智慧的学术史的清理，他甘愿做一名吃力不讨好的“清道夫”，去清扫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