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梅英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

基层是国家权力进入到社会的一个神经末梢,是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对于依法治国的很多法律制度设计来讲,新时代“枫桥经验”所呈现的背后的这些制度和法律设计,对于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衢州的实践表明,在推进合力建设过程中,可以重塑整体政府,重塑一个顾客导向型政府。通过党建的引领,或者说党政嵌入我们社会基层单元,让窗口代表政府,让网格代表政府,这个网格,让我们看到党,看到党员干部,看到政府权力与老百姓权利可以丰富、和谐地互动起来,重塑我们传统的权利体制。

在网格的基础管理以及窗口无差别化窗口设置方面,需要做的就是破除课程式带来弊端,应该在网格里实现行政标准化的行政管理和多样化的社会生态个案的结合。要实现行政高权管制治理和参与式治理深度结合,推进技术创新。

衢州的实践,正是在破解既有司法制度资源不足问题。进入新时代,每个人需求不一样,需要尊重每个个体,同时回应每个个体多元的不同的权益救济的需求,调解员队伍就是其中一种载体,把司法资源注入到网格当中去,丰富网格基层单元治理制度资源,推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社会治理的作用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