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能介绍下巴德利老师以及您和他相处经历吗？

黄扬名博士：其实我成为巴德利老师的学生也是机缘巧合。开始是准备申请美国读书的，但因服兵役没有时间复习 GRE，才申请的英国学校。然后就拿到了一所英国学校的 Offer ，刚准备要去，又突然收到了约克大学的来信，是他们俩写的， Andy Young 和 Alan Baddeley 的亲笔写邀请邮件。我当时很欣喜若狂，他们可是从事情绪和记忆研究的知名学者啊，又和我想做的课题方向吻合，怎么能不去呢，这简直是没法拒绝的事，所以当时立刻决定就去了（笑）。

到了约克大学就和巴德利老师共事研究。说起和巴德利老师相处，有非常多有趣的事情。比如他有个有趣的小习惯，他总是随身带一条手帕，当天遇到什么事情是要去做的，他就在上面打一个结，一天结束后再检查回想有没什么没有做的。当然他记的一般都是重要的事情啦，不然一条手帕根本不够打（笑）。

阳志平老师：这是通过外在装置来减轻大脑认知负荷，集中体现了一位记忆学者的风范（笑）。

黄扬名博士：对。巴德利也是一位很健谈的老师，不仅鼓励我们多问问题，他自己也常常在记忆研究会议中去提问，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演讲，他都非常愿意回答学生的问题。他也会从一个记忆研究者的角度，去问出蛮聪明的问题。他认为，聪明地提出问题，是一个研究者在平时就需要认真培养的能力。

但是在我们华人，比如在台湾，这种能力是很缺乏的，大家在一个会议中提问环节往往是面面相觑。当然，在英国的学术会议中，大家也往往去创造这种提问的环节。比如每年春天会办一个工作记忆的会议，大家就会去爬山，也许在路上边走边爬就私下问了很多问题了，这会对你的研究有很多启发。

另外和他相处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差异化思维。做研究要真的想：怎么样把差异最大化？然后你才能设想去观察效果。学术圈通常觉得没有差异的研究没有意义，大家往往更能看到那些有差异化的研究。但我们做情绪研究时，在实验室很难刺激来诱发人们的情绪反应，所以就很难看到差异性量化，所以巴德利后来也接受，我们确实在一个很艰辛的领域。这也是我后来一直很遗憾的地方。

阳志平老师：刚才黄扬名老师讲了巴德利老师非常友好的一面，并且讲到了做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讲，重要的是发现差异。刚开始，差异也许是微不足道的，那就要想办法通过各种手段来进行放大；这在创业和互联网产品领域尤其也是如此：发现一个差异后，就设计一套方法来把差异放大。这样你才能找到与众不同之处，确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Q4：巴德利老师是如何发现「工作记忆模型」的？

黄扬名博士：在1956年，认知心理学研究刚刚兴起，当时记忆领域普遍的研究是长时记忆。就像大家直觉上对记忆的印象一样，那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所谓记忆就是现在的长时记忆。

到1970年，当时哈佛大学心理系主任米勒，认为人先需要一部分短暂的记忆空间去保存接收到的信息，然后再转为长时记忆去存储，因此他提出了「短时记忆」的概念。但是他只是从理论上提出了概念，没有对此再做深入的研究。大家会发现，这个过程依然是从感觉经验出发去构建的的一个理论模型，我相信即使大家没有听过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也会有类似的感觉：自己在记东西时有时候只能短时间记住，但有的内容却能长时间记住。

而1974年，巴德利老师提出的「工作记忆模型」，和前面的记忆理论发现过程就很不一样了。他首先是从注意到的有关记忆研究「不同寻常」问题，即现有理论下出现的「反常识」现象入手，然后才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型

巴德利老师首先在现有的记忆理论下发现了两个反常问题：

当时有关记忆的心理学研究，一直沿着美国心理学家阿特金森（Jeremy Atkinson）的思路：短时记忆要经过不断复述、强化，才能转移到长时记忆。短时记忆复述时间越久，长时记忆就越牢固。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记忆复述的次数长短并非关键。就好像是你深刻理解了的内容才会记得更牢。

如果记忆是从短期记忆直接转移到长期记忆的，那如何解释有一些失忆症病人，他短期记忆是坏的、而长期记忆却是好的？

这两个问题引发了巴德利开始去探究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的差异。当时，他在CBU——剑桥大学的一所认知脑科学的一流研究机构，进行应用性的研究。在那里需要巴德利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如何让邮递员把邮政编号记得更好？

关于邮编编号，在台湾和美国是纯数字串组成，英国则是「英文+数字」的形式，比如「PO13AX」，规则含义如下：

巴德利老师敏锐地意识到：「英文+数字」的结构要比纯数字更好记，因为它是按照以上规则组成的有意义的字符串。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他还发现，人们也更容易记住语音区分度较大的字母，比如说，语音区分度很大的字母K、M要比语音相近的B、C来得好记。巴德利老师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某种声学编码系统参与了记忆过程。

对上面这些发现，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它是不是暗示了，从短时记忆到长时记忆不是一个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