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蒋介石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把反共的中心转向华中，密令“扫荡长江南北的新四军”。李宗仁接到密令，要求在一个月内吃掉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消灭边区根据地。陈少敏通过随枣地委余益庵、朱明达对驻扎在新野、湖北襄阳一带的戴焕章部做统战工作，送给他缴获的日军手枪和手表，受感动的戴焕章于5月的一天到访陈少敏，达成四项协议（政治上共同抗日，经济上互通有无，军事上互不侵犯，关系上互相保密）。6月，日伪和国民党顽军对白兆山根据地联合清剿，根据地处于严重困难中。戴焕章主动“请战”，并以清剿胜利为由向李宗仁请求补充给养，戴将李宗仁奖赏的给养的大部分转给新四军，缓解了根据地的困难。陈少敏、李先念研究决定支持与新四军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125师、127师，打击顽军暂编11师，一举歼灭其2个营，又乘胜前进，攻下日伪军占据的蒋家河炮楼，歼灭日伪军一个连。这场战斗，共歼顽敌2000余人，俘400多人，缴获山炮5门，轻重机枪18挺，长短枪400余支，子弹2万多发。
战斗结束，陈少敏将5门山炮和部分枪支弹药交戴焕章，让他带去向李宗仁请赏。这是陈少敏领导下的统战工作一例。
1940年7月，陈少敏主持召开边区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将党训班扩建为边区党校。
1940年8月，陈少敏主持筹办洪山公学，这是鄂豫边区一所正规的高级学府。
1940年9月1日，陈少敏主持召开边区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成立边区过渡形式的政权组织——军政联合办事处。
1940年10月，陈少敏主持召开边区第三次组织工作会议。
1941年1月“皖南事变”，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命令各战区清剿新四军。
1941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在苏北盐城成立新的新四军军部，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辖7个师，1个独立旅。豫鄂挺进纵队为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
蒋介石仿造曾国藩当年“借洋兵助剿”，蒋介石十分看中德国，他认为为“洋人”中德国的军事经验最值得借鉴，事实上，德国人可能也是世界上最会打仗的民族，美国很多著名将领都是德国后裔，很多二战期间的欧洲名将也出自德国。
当时中国百废待兴与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就是德国。德国提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与中国开展经济、军事合作。中德之间各取所需：德国对稀有矿石垂涎三尺，中国稀有矿石丰富；而中国也急需实行国防工业化能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德系配置，
蒋介石眼光不错，后来希特勒崛起，几乎踏平欧洲。他请了个洋顾问，也是德国人，其实他请的是一共四五十名德国军官组成了德国的顾问团，首任总顾问是鲍威尔中将，第二任总顾问是佛彩尔上将，级别越来越高，含金量也是开始更加靠谱。从1928年起，每周五晚上，总司令蒋介石带头去听德国军事顾问讲课。
第三任总顾问更加显赫——67岁的塞克特在一战时候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军事代表；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1920-1926）担任国防军总司令，退休前晋升为元帅，堪称德国军界德高望重的实力派。
塞克特曾用希特勒的名言给蒋介石打气：“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塞克特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为蒋介石制定的“堡垒政策”。他主张用密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缓慢推进，一边推进一边造堡垒。
他说：“苏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保持每天前进两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蒋介石对此深以为然，制定了第五次“围剿”新计划：军行所至，立建碉堡，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
应该说蒋介石非常好学，能够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路线：
第一次“围剿”1930年10月10万兵力，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方针
第二次“围剿” 1931年4月，调集20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
第三次“围剿” 1931年7月，调集30万兵力，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
第四次“围剿” 1933年2月，蒋介石纠集50万兵力，采用“分进合击”的方针，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兵力和200架飞机，其中以44个师又4个旅约50万人和100架飞机，采用“步步为营、碉堡推进”战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个战术演变过程是针对红军的各时期打法特点制定的，而且蒋介石在分析红军的作战方面（无论是特工情报还是互相的高层接触及了解）也不可谓不知己知彼，以上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以后有机会集中重点写一篇。
这时期的中共也来了一个德国人，经过极其秘密的中央首长交通站从上海——广东——闽西……一路护送跋涉到了苏区，而且在大部队接应他的时候，全是支部书及以上的干部组成的精干机关团。
这就是李德——李德是化名，“姓李的德国人”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化名叫“华夫”即中国的男子汉！李德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