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玉波，男，汉族，天津蓟县人，1975年出生。1995年10月进入蓟县法院工作，2011年1月被任命为蓟县人民法院上仓法庭副庭长。曾荣获“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天津市政法系统“十大优秀法官”和天津市第六届“杰出青年卫士”称号，并两次荣立个人二等功。石玉波去世后，中共天津市委追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他追记一等功。最高人民法院追授他为“全国模范法官”。
“石头就是个‘拼命三郎’”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上仓人民法庭（蓟县人民法院上仓人民法庭改名）并不偏僻，门前是条国道，车辆川流不息。
法庭是一栋二层的小楼，带着个小小的院子。在二楼的党建会议室里，石玉波的事迹展览内容占了半面墙。
“我们法庭管辖6个乡镇，人口20多万，大家都很忙，庭长他们都在开庭、送达。”上仓法庭书记员袁钰边解释边带我们参观了石玉波当时的办公室，“石玉波法官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牺牲的。”
2012年12月7日，石玉波感冒已有半个月，咳嗽得厉害。因没时间去医院，就在单位附近一家小诊所里输液治疗。妻子让他请几天假，他说不行，和当事人几天前就约好了，不能随便取消。当天下午3点，药没输完就匆匆返回法庭的他，和当事人没说上几句就突然晕倒，经抢救无效，于12月17日溘然长逝，将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37岁。
“石头就是个‘拼命三郎’，”他的同事兼好友井连江说道，“当时法庭只有5个审判员，每年收案1100多件。他白天开庭、送达、接待群众，晚上加班加点制作裁判文书。庭里案多人少，他既当审判员，又当书记员；既当办事员干内勤，又当驾驶员干外勤，从不计较工作份内份外之别。”
在上仓法庭工作的六年多时间里，石玉波共审结了1930件案子，平均每年300多件，是全院审判员年平均结案数的3倍，且无错案、无超审限、无集体上访、无矛盾激化、无违法违纪。
工作顾得多，家里自然就顾得少。父母全靠妻子照顾，女儿石可玉也和他不怎么亲近。“他下班了就窝在书房学习、写判决，我放学了宅在房间学习，我妈只好在两个房间来回转。就连他去世的时候，我也只是觉得家里不过是从三个人变成了两个人。现在长大了，可以理解他了，却再也没有机会交流了。”说着，她低下了头。为了怀念父亲，石可玉的网络昵称用的是石玉波的外号“石头”。
他的妻子李艳光回忆道：“他每天不是在开庭，就是在走访。当时我想学开车，他让我别学了，说要是和别人碰了撞了的还得给他打电话，耽误开庭。”
“咱们一样，我也是穿布鞋的。”
石玉波原来的书记员董非，现在已经是邦均人民法庭副庭长。“石哥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是我的第一个师傅。我刚参加工作什么都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我的很多工作习惯，像到当事人家里走访、写工作笔记、多调解，都是跟他学来的。”董非说，“在意每一个细节，发现容易忽略的问题，是我师傅教给我的第一课。”
“他自从调到上仓法庭工作后，就整天穿一双集市上买的普通布鞋，嫂子要给他买双皮鞋，他说自己总是在村里跑，穿不了皮鞋，再说老百姓看你西装革履的，就不拿你当自己人了。”董非说。
关于布鞋，董非还讲了这样一段故事。那时候石玉波刚到上仓法庭工作没多久，他到一个当事人家里做调解工作。案涉土地纠纷，当事人和相关部门闹意见，气儿很大。刚坐下，没说两句话，当事人就没好气地说：“你们都是穿皮鞋的，不可能为我们穿布鞋的老百姓说理。”石玉波当场把脚一伸，“你看，咱们一样，我也是穿布鞋的。”当事人被他平易近人的举动逗乐了，接下来的沟通也一下子顺畅了许多。
袁钰的手机经常响个不停，“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王大娘，您得过来一趟聊聊这个事儿啊”。挂了电话，袁钰说，“上仓法庭法官的手机号码全部都是对外的，就贴在法庭门口，这也是石玉波法官留下来的传统。”
有的当事人因为路途遥远或者白天忙着干农活，联系法官不太方便，石玉波便把手机号对外公开，并且24小时开机。有人问他，“你不怕当事人随时随地给你打电话啊？”他说，打电话说明人家信任你，打电话也是为了咨询案件，法官应该给予理解。
“每一个法官都是石玉波”
在上仓法庭，至今珍藏着石玉波的遗物：卷好的当事人送的锦旗、报纸包着的各种奖励和七本装订成册的工作笔记。翻开2010年那本工作笔记的封底，四行遒劲有力的小字映入眼帘：这是一段历史，这是一个法官的心路历程，认真地办好每一件案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石玉波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曾经和妻子提出要收养一名父母在离婚时都不愿意要的孩子；曾经为一对夫妻的离婚导致两个孩子分离，而感到深深的遗憾和自责；曾经冒着冬天的大雪赶几十里山路，为老人送儿女因赌气不去送的米和面；还曾经坚持走访，只为能够更好地调解……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们一家人总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这句话共勉。他求仁得仁，也算死而无憾。”妻子李艳光在痛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