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政委杨守宝认为，没有谁是一来就具备所有能力的，前人最多吃苦能力强一些。如今的一次次巡逻证明，这一代人的体能和意志力都不差。只要把他们用好、训好，“这些孩子能当顶梁柱用”。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过一个多世纪的沉沦，然后逐渐恢复元气，最新的计划是在未来30多年竭力回归世界强国之列。对此，刘东洋说，现在就说自己这一代人能不能扛起强国使命“为时还早”，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念：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绝对会义无反顾顶上去。”
新人已经带来了很多从没有过的东西。连队的书架上，同时摆着《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与文学杂志、言情小说。在刘佳从内地转来后，书架上多了介绍腾讯和蚂蚁金服等互联网企业的图书。那是他从网上买的，他相信这类企业是“风向标”。还有人在读介绍共享经济的电子书。
在他看来，边防生活相对枯燥，“混着混着”几年就过去了。优势在于，如果对自我有要求，在这里磨练几年，做什么事都会有很强的执行力和意志力。
某种程度上，这个地方像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公共场所张榜公示着各科考核成绩，大门外的杂货摊生意兴隆，篮球场上每周发生对抗。美国职业篮球赛很受欢迎，中国女排的崇拜者，同时喜欢在电视机前“指挥”足球队。晚间熄灯以后，卧谈反而渐入佳境，匡扬武感到，“跟学校里差不多”。
休息时，官兵在营外向杂货摊主购买日用品，有时还会请他们进城代购。
露营时，年轻人像在学校时那样围成一圈，跟着手机里的音乐轻轻哼唱。很多人学会了演奏吉他、笛子或是萨克斯。当一个在老家组过小型乐队的士兵拨动吉他，整个宿舍都会为他安静下来。匡扬武花了80多元，从网上买来一个音乐播放器。年轻人喜欢跟风，他是班里第4个购买这款播放器的人。这里在流行音乐上一度处于落伍状态，连队的卡拉OK机以前放出的只有《军中绿花》等歌曲。
网络升级带来了时兴的音乐、玄幻小说、“鬼畜”视频，以及新款手机游戏。余刚这样的老兵生出新的苦恼：过年时例行的纸牌比赛没落了，新人会组队在游戏的世界里竞技。
较新的电影也会很快来到。连队每周五晚放电影，不限于部队题材，“没有政治问题的”都可以。好莱坞的《血战钢锯岭》和宝莱坞的《三个傻瓜》都放映过，喜剧片、科幻片、动作片都很受欢迎。
新人带来的另一个变化，黑板倒是显示得很清楚：过去囿于文化水平，老兵为出黑板报头疼不已。为了让字体好看一些，他们打印出内容，把文字的轮廓刻出，涂上粉笔灰，再沾到黑板上。新人现在用电脑绘画和打字，通过投影仪投到黑板上去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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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已无法设想营地当年的苦，光是限时使用智能手机已让他们难受不已。“我们这一代很多都是‘低头族’，”李声松说，每个人都要克服离开手机心里“发痒”这一关。
连队太过闭塞，典型的“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每个年代的人都需要适应隔绝所带来的孤独，孤独从没离开，只是不停地更换表现形式。杨祥国记得，没来多久自己就能够仅凭味道和脚步，判断身后走来的是谁。所有人都能背诵电视新闻前播放的广告词，实在“找不到事耍了”。
当年，为了照顾新兵，连队不安排他们外出背物资，但大家总是抢着去，可以趁机见见外人。
“很多人（整个服役期间）没见过连队以外的人。”杨祥国解释，那种心情是，“希望见到陌生人，又怕见到陌生人。”
谷毅认为，部队越偏僻，人的语言能力越弱。见到外人都想“多看两眼”，但未必会打招呼。多年前，他去过一个连队，那里的人提醒他晚上用棉衣蒙住头。他奇怪但照做了。睡梦中，有老鼠跳上了床。他问为什么不赶跑老鼠，回答是，“习惯了，反正大家都在一起”。
在鸿雁传书的年代，杨祥国记得，一人收信全班都很高兴，收信人常被要求当众念信。无聊时，有人念给狗听。
这些人对动物有战友般的感情。连队养了十几条狗，它们一代一代在此繁衍。一只名叫旺财的狗垂垂老矣之际跑了出去，不知死在什么地方，让人伤感不已。
那些隔绝程度更高的高山哨所里，总是存在更加不可思议的孤独和眷恋。多年以前，一位军人生了重病，临终心愿是再回一次他放过哨的地方。人们抱他爬上了那个“伸手把天抓”的哨所，当时他的体重只剩30多公斤。
曾经在一个云雾缭绕的哨所，谷毅掀开被褥看到，人民币一张一张铺在床板上，都是领到的津贴。纸币暂时失去了用武之地。
此类环境下，再内向的人也必须强迫自己与人说话。白玛坚增说，有些人刚到时跟人相处不来，两三年后完全变了个人。而唐银相信，多数人都会成为开朗型，因为大家总是想法让不爱说话的人开口，加入到“吹牛”聊天之中。
一个笑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再使用一遍，“一个话题上个月‘吹’了，隔两三个月又‘吹’出来了。”
每个人休假时都感到，自己落后于语言的更新了。朋友重聚，“他们说什么都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我要想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刘东洋说。李声松与大学同学聊天，这些人随时蹦一个新词、一个新“梗”出来，比如“打call”，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外面流行的一个“梗”，总是要经过一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