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叶婷
周小川出席国际金融论坛
他是坚定的实践派，推动央行丰富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与艺术，促进中国大型国有银行改革，倡导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他是儒雅的学术派，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十余部著作，二度折桂“孙冶方奖”。他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任期最长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也是中国央行的第十一任行长——周小川。
“整体改革论”的实践者
1980年代末，随着一本名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的论文集走入公众视野，该书主要贡献者之一的周小川也步入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他先后在中国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证监会任职，十多年中，几乎历练了中国金融业的主要领域。2002年，周小川担任央行行长，就此开启长达15年的央行“掌门人”生涯。在他的任职期间，这位“整体改革论”的实践者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改革财富——国有大行股改上市、构建市场化的利率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
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央行的货币调控职能越来越得到充分发挥。相较以往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周小川领导下的央行有一个货币政策工具箱，里面装着“十八般兵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再贷款、窗口指导……随着政策工具更加丰富，政策组合也不断优化。如今，人们已习惯用“艺术”一词来形容央行的宏观调控，而周小川无疑是主要的“艺术家”之一。
专家型人才的学术大家
“学者型官员”是外界对周小川的一个标签式评价。他不仅是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实践者，也是金融理论的研究者。多年来，他提出了许多富有深度和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学术观点，这既让央行工作实践具有深厚理论根基，也让他的学者形象深入人心。
作为享受第一批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据统计，周小川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已经达到上百篇、著作十余部。早在1994年，周小川撰写的《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一文，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三年后，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再次折桂这个奖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周小川及其领导的中国央行审慎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释放了确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信心的积极信号。同时，周小川也形成了对危机的认识和思考。在他 2012 年出版的《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和应对》一书中，共收录了 45 篇文章，涵盖了中央银行目标和工具、中央银行治理及针对这次危机中央银行理论可能发生的演变等内容。
在金融危机后，周小川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震惊国际金融界。他提议创造一个超脱于任何一国经济状况和利益的国际货币，发展“超主权储备货币”，以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从2007年首只人民币债券登陆香港，到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入篮，人民币向世界各个角落蔓延，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里程碑式的一步。
身材高大、面容和蔼的周小川代表中国央行，不时出现在国际经济、金融的舞台上。如果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为周小川和其他国家央行行长、财长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折冲樽俎提供了便利，那么他流露出的在古典音乐、歌剧和羽毛球等领域的浓厚热情，以及风趣与幽默，则为他及中国央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添砖加瓦。
中国金融改革的车轮始终滚滚前行。2018年3月，周小川挥别央行，并在4月迎来了新的职务: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站在新的舞台上，他还在继续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以及中国金融改革贡献智慧与力量。
易纲：新时代肩负新使命
本刊记者｜叶婷
南汉宸（右）与毛泽东在一起
他出生入死，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他肩负重任，重构中国金融体系，治理通货膨胀，为开创新中国的金融事业殚精竭虑；他思贤若渴，为人民银行延聘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使人民银行成为“人才篓子”……他就是开国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戎马出身的“边区管家”
1895年，南汉宸出生在山西省赵城县（现洪洞县）韩家庄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辛亥革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几乎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所有历史性革命斗争。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遇到了极大的财政困难，甚至军政人员的温饱都成了问题。危急时刻，毛泽东委任南汉宸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负责解决延安军民生活和财政问题，担当“做无米之炊的巧妇”重任。上任不久，南汉宸就采取“借”的办法，筹集到几万石粮食，解了燃眉之急。为了解决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南汉宸提出了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由于在边币发行的数量上掌握好了度，此举不仅没有引起恐慌和通货膨胀，还对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南汉宸开创了边区通过经济金融手段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实践。
第一位人民银行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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