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李真之所以能在38岁时成为正厅级干部,占据炙手可热的河北省国税局局长的职位,是因为他曾任过河北省委原主要领导的秘书。河北政坛流行一句“暧昧”而又意味深长的话:“石家庄是离北京最近的省会。”

从官方公开的通报材料来看,在秘书这个位置上,李真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该数字比数年前几起“秘书腐败案”中的涉案金额有了惊人的增长。记者查阅的近年反腐资料显示:1996年,陈希同秘书陈健受贿40.9万元,判刑15年;王宝森秘书闫振利贪污1万元,判刑7年;铁英秘书段爱华受贿5.6万元,判刑5年;黄超秘书何世平受贿24.3万元,判刑16年。数个反腐大案中的秘书贪污受贿之和尚不及李真一人。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秘书的政治生涯中,38岁的确是个坎儿,要么很可能仕途从此扶摇直上,要么就栽了。陈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的年龄是38岁,而4年后,李真被‘双规’,同样也是在这个坎儿上,38岁。”行政学专家梁木生教授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因为秘书与他上级官员的政治生命是捆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在谈59岁现象时,往往忽视了把这二者相提并论,如果对照着看,也许可以更清楚”,“中国的权力活动在这里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

“秘书腐败”的实质是决策权和执行权互动互用的“集团性腐败”。从1996年的“陈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马案”、“丛福奎案”,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中。

分析这些均有秘书参与其中的腐败要案时,梁木生认为,“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因为“‘假借名义、盗用权力’很可能成为‘舍车保帅’的最好借口”,“这是秘书弄权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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