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个故事，蒋中一记了几十年。1982年，他随翁永曦到凤阳挂职，听说一个农民运大米到东北卖，被书记抓去批斗。他们想，这有什么，就把农民救出来，却意外听到他的忏悔：“土改”时他是民兵队长，地分完了，就把老地主捆起来了，要他交出财产，老地主哭诉家里这点东西，都是爷爷辈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农民说当年无动于衷，等到自己被批斗了，才知其中滋味。
蒋中一很震撼，他去档案馆阅读原始记录，才知道大跃进的饥民死亡状况，“反霸”时十恶不赦的地主，不过是普通雇主。
回到北京，他和王岐山交流情况，王又汇报给杜老，最终派了一个小组，把档案都抄回来。
“这种鬼词只有杜老才能发明出来”
在冲突中找到融合，正是杜润生所要寻求的。段应碧说，杜润生喜欢激烈的争吵，对只有单面意见的座谈会，他会宣布取消。他时常咨询年轻人的看法。如果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真正态度。
翁永曦很快领悟了杜润生的方法，称之为“反方向推敲”：倾向性极强的一件事情，要做反方向推敲，看看能不能驳倒反对意见。反对意见中有合理成分的，也要提炼出来。这样就能得到各方面最大的接受度。
经过如此反复的调查、交锋、论证、磨合、折中，所有的政策被谨慎规范的语言包装成文件模样，最高层领导几乎不做修改就可拍板。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鬼词只有杜老才能发明出来。”何道峰笑着说。这些语言显示了在体制缝隙开拓空间的努力。尽管将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分离，不彻底的改革给往后留下了乱局，但改革似乎总伴随着妥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也有一个保存了几十年的细节：
“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电梯里，刚出校门的陈锡文问杜润生。杜回答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某种程度上，杜润生1955年就体会过这种凶险。那一年，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毛泽东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中央委员会议上，毛宣布邓子恢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有人包括邓本人都义正词严地谴责邓。这是1949年后以意识形态批判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最早案例之一。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展开了。
往后，凡对农村经济有不同意见者，都被划入意识形态大牢，施之以专政压迫。在打倒“四人帮”的最初年月里，他们宣称，不满人民公社的，都是“四人帮”罪孽！直到1978年，万里挑战人民公社，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就连杜润生本人，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作为部门领导，表态总要和中央一致，不仅要讲不可以，还要讲出不准的道理。但心里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几个知道他推进方案有多积极，设法撕开口子。”段应碧说。
改革不够彻底，诸多妥协，但年轻人后来认为，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他们都记住了杜润生的一句话：“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为什么王岐山转到金融界？”
“如同金子般闪亮”——回忆起这段时光，81岁的姚监复用了这样的词汇。在他看来，农研室之所以能真正去做事，和它摆脱了利益关系密切相关。“管人财物，必然产生部门利益。农研室不管人财物，没有部门利益，是站在全国的角度考虑问题。”
“总理曾批10万部卡车，让农研室转给农村。我跟杜润生说，差价很大的，一辆就是多少万。能不能留1000辆指标作机动？他说不留；我说留100辆呢？他说不留，一辆也不许留，全部分下去了。”
当九号院突破了意识形态和部门利益的束缚，它催生出的一号文件迅速结出改革成果，1983年，农民有了“创世纪的大丰收”。它的成功促使更为困难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了。
一年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释放了信号：“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年的莫干山会议贡献了“价格双轨”的改革方案。这是年轻人和高层改革者绕过官僚体制高墙的又一次遇合。农研室的王岐山和发展组的周其仁、邓英淘等人都加入其中。不久，他们就正式成为同事。
1985年，改革不断深入扩张，发展组也随之解体。张木生等人去办《百业信息报》。陈一谘带了一批人筹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出谋划策。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等人则留守农村研究，编制转入农研中心。1986年，杜润生为他们成立了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长，陈锡文是副所长。两年后，陈锡文和杜鹰、林毅夫成了正副所长，王则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了。
“为什么王岐山后来转到金融界？”1986年进入发展所的王振耀分析，“因为在发展所时，他去和世界银行谈几亿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