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应碧和陈锡文还想把农民工问题写进中央文件,一番激烈争论后,往往只留下聊胜于无的一句话。而改革收容遣送制度的设想,从一开始就遭到公安系统反对,他们说城市中一半刑事犯罪都是农民工干的。“我们当时给领导送材料都说,宪法没授予这个权力,说到这个程度了,司法部门协调不下来,因为涉及法律修改。”

赵树凯体验过小菜贩的艰难,知道收容所里的毒打和强制劳动,“为什么农民总被牺牲?那么多中央文件,国务院一次一次会议,却没有农民的声音,农民为什么成了局外人?”

中农办尽管是农口重要机构,却也是“大局”的一部分。90年代改革重点已经转向城市,市场经济制度、金融改革、国企改革,重要性都排在农村之前。九号院创造辉煌的背后,是历史垂青,是高层重视,而在后一个十年,利益博弈的格局中,农村与农民处处落败,“没往后退已经算不错了。”段应碧说。

2002年以后,城市下岗潮消退,社保体系初具雏形,借着“孙志刚事件”的舆论环境,“我们顺势做文章”,多方合力,终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此时,中央财政逼近两万亿,“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之后是取消农业税,政策转变之下,乡村开始恢复生气。

“小产权房不合法,不是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歧视,是因为土地规划不能建房。”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我们见到了陈锡文,教室旁走道里挤满了学生和记者,有人未经许可就站起来喊出问题,陈锡文一一作答,声音不大,似乎所有问题都不足以挑战他。

讲座结束,二三十人朝讲台涌去,将陈锡文团团围住,3名助手不断提示“对不起,让一让”。第二天,他说过的话就占据了报纸的显著位置。

接任中农办主任以来,他的声音屡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痛批农地增加挂钩,声讨“农民上楼”,反对突破耕地红线改变农地用途。在他背后,城镇化的机器轰然作响,每年有2100万人涌进城市定居,房地产疯狂生长,土地供应日益紧张。随着城镇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焦点,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市长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经营土地的主意,都被陈锡文识破和抨击。一次调研中,一位地级市领导告诉陈锡文,准备用3到5年时间把所辖村庄全部拆迁,省出100万亩建设用地。

——“哪来这么多钱?”陈锡文很惊讶。

——“100万户农民让他住楼,至少省出70万亩地,50万一亩就是3500亿,100万亩就是7000亿,什么事干不了?!”

——“你真是了不起,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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