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饰松井之前，方化已经在3部影片中扮演过日本鬼子，积累了较为丰厚的表演经验。对于这个贯穿全片的主要反派人物，方化又重新起步，下了很大的一番功夫。虽然剧本对松井的性格并没有深入的描写，但是，方化却认为剧本提供的越简单，演员创造的潜力也就越大。他充分调动往昔经验，把当了14年亡国奴生活中亲眼目睹的日本鬼子的罪恶行径和凶残面孔，都画上像贴在墙上，逐一揣摩，从中寻找他们不同的和共同的特征，并给松井撰写了洋洋洒洒一大本的“个人传记”。特别是在大连商业学堂里那个殴打过他的凶残教官，更是成为方化重点研究的对象，成为松井的主要原型。日本鬼子那些残暴的罪行、狰狞的面孔，方化只要一闭上眼睛，就都能够清晰的浮现在眼帘，所以，他把松井的外形定位在“铁青色的脸，像饿鹰一样的眼睛，眼睛里布满血丝，总想要有一种吃人的可怕神情。”与此同时，方化还研读了大量日军侵华资料以及大和民族的历史，努力从深层去挖掘松井复杂的心理。他还买来一只老鹰和一只老猴子，天天观察它们的举止，特别是它们攫取食物时种种变化的眼神，再应用到塑造松井之中。此外，方化还把小时候学的一些日语单词又重新捡起来，加以组合，力求发出纯正的日语，以加强真实感……最后，胸有成竹的方化穿上日本军装，手持大洋刀，出现在摄影机前，开始了角色的塑造。这部影片上映之后，立刻在全国掀起了“《平原游击队》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孩子们，都会学着双枪李向阳和手持军刀的松井，分成敌我两队，玩起打仗游戏。

“松井”形象虽然取得成功，但在电影圈内并没有给方化带来多少荣誉。时隔不久，毛泽东到长影厂视察，特别指定要接见《平原游击队》中的演员。而长影有些领导却对方化扮演的反派另眼相看，认为这样的角色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于是，厂方提前通知方化，命他在第二天毛主席接见演员时不准露面，“恩赐”放他一天假。方化十分渴望再次见到毛主席，却被冷冰冰的一句话给打消了念头。当毛主席和《平原游击队》摄制组其他职员亲切握手的时候，方化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宿舍的床上，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表……

彩色版《平原游击队》

19年之后，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长影厂，又奉上级指示，重拍《平原游击队》。重拍片按照江青的意图，维持了原来的故事框架。江青曾经公开扬言：重拍片一定要超过老片。所以，摄制组人员进行了大换血。但是，惟独日本鬼子“松井”一角，在全国各电影厂和文艺团体挑选了上百个演员，始终没有令江青感到满意的人选。她的想法是寻找一个与方化扮演的松井形象气质都比较接近的新演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摄制组苦等“松井”数月无法开机，最终还是江青自打耳光，被迫让方化再度出山。

对于再次扮演松井，方化并不乐观，一来他不愿意重复自己，毕竟角色已经取得了成功，很难超越；二来自己已经阔别影坛多年，重新上戏反而有一种生疏之感，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唯恐演砸；三来当年扮演松井时自己刚刚三十岁，对角色的钻研、领悟和发挥，都很有精力；而此时已经小五十的人，体力难以胜任。但是，当时电影的拍摄是作为政治任务看待的，容不得一个演员去左挑右选，方化只有去摄制组一条路。可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影片虽然仍由老导演武兆堤执导，然而，在那个极端岁月中，“三突出”的清规戒律，致使摄影组政治空气异常紧张，根本容不得演员一星半点的“创作自由”。方化再不能像当年那样按照对角色的理解与导演一起切磋剧情，而是在拍摄与李向阳正面交锋的每一场戏时，都必须时时刻刻注意镜头、光线，甚至连迈步都要避开正面人物一定的尺寸，绝对不能站在正面人物的前面。反之，反面人物不可能有正面的镜头，打在脸上和身上的光也只能是灰色和黑色，演员表演则要求极力表现和丑化反面人物的故作姿态、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实拍时，有好几次方化难以适从“三突出”的清规戒律，情绪一来，沉浸到对角色的发挥上，只听得导演连喊：“停停停！”噢，原来是自己往前跨上的一步太大，几乎与李向阳打了一个照面。这还得了，抢了正面人物的戏！方化只好打断刚刚捕捉到的创作灵感，重新按照导演的意图，去开始那种极端脸谱化、概念化、格式化的表演套路。还有一次，方化刚骑上战马就立刻表现出松井咄咄逼人的架势，跃马横冲，导演随即不停地对着话筒大喝：“注意了，你又抢戏了，又抢戏了！”这场戏最后变成松井远远地望着李向阳，脸上打着乌黑的青光，并做出瑟瑟发抖的模样。对此，方化只能苦笑一声，他完全理解导演的苦衷！

在这样严峻的创作环境中，在镜头前扮演反派角色，必须被迫养成“一心二用”的习惯，时时刻刻注意和提醒自己千万 “别出格”，可是，像这样的表演模式，又怎能发挥出一个演员的真正水平？因而，方化第二次扮演的“松井”，虽然也成为街谈巷议的一个热点，但是在角色的创造和发挥上却没有任何突破之处，反而在内行人眼里看来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退步，无非塑造了一个被极力丑化的“跳梁小丑”而已。

1957年正值“反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