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在南会议和宁都会议时,毛主席虽然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打击和排挤,但那时毛主席并没有认识到中央领导者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第五次反“围则失败后,在长征路上,毛主席深入分析了红军失败的原因,得出了临时中央领导在军事领导上存在着一条错误路线的结论,但对其政治路线还没有明确提出疑议,直到1940年12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才提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表明毛主席对这次左倾错误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胡乔木的说法与伍修权等人所说有差异。
据我所知,“遵义会议”决议明确说:“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是正确的。”遵义会议前,我亲耳听了毛泽东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给予肯定的讲话。所以,我认为遵义会议之所以没有批判政治路线错误,主要原因是当时全党认识水平,包括毛泽东的认识还没有到位。当然也是因为首先要解决主要矛盾,把次要矛盾暂且摆放一边。
问: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答:这个说法是延安整风时定的调子,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党史军史研究在摆脱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不少人对这个历史结论提出了质疑,表示了不同看法。其实,只要尊重《遵义会议决议》原始文件全文,历史本来面貌是清楚的。
遵义会议第三天,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组织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协助周来的军事指挥工作。撤销博古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保留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接任。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下发到支部去讨论。(P529)
遵义会议上,在“决定与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时,刘伯承和聂荣臻审时度势,提出了新的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住脚,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恰在此时,中央获悉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做了新的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毛泽东遂改变了自己原来的主张,同意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部队从1月19日开始逐次向西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P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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