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卢作孚这个人，建国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四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令人唏嘘的是，卢作孚最后倒在了1951年的“五反”运动中。

卢作孚在当时的环境下搞交通运输实属不易。民生公司的运输以川江航线为主，川江航线向来以险著称，航道窄、落差大、激流险滩。高风险下有高收益，盯着这块肥肉的人自然就多。更重要的是，这条航线一直被外国船只霸占，依靠个人力量极难在中间求生存，更别说做大产业。

虎狼环伺下，卢作孚巧妙地以“化零为整”的方法集结川江上下的小船主，集合力量对抗国外势力。同时依靠自己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的职位，争取中外船只平权。最终，民生公司收购的船只数量越来越多，到1935年已拥有轮船42只，吨位达1.69万吨，经营川江61%的航运业务。

航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偏向民族资本了，但这个与时局有着天然联系的行业，如同政治的附属，政局变动，第一个冲击的就是做航运的这帮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条长江线把陈顺通和卢作孚一东一西串成一体，在国家危亡之际，两大船王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战况紧迫，北面一路电报：“平津告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告急！”。日军攻势迅猛，国民政府宣布紧急封锁全国重要江海口。当时，在实际仅掌控“太平”和“源长”两只轮船的情况下，陈顺通毅然把它们交由国民政府，这是他毕生的心血。

当时国内海军之孱弱，已到无力回天的地步。1937年民国海军的吨位仅6万吨，其中吨位最大的海圻号还是清朝留下的老古董。反观日本海军，1938年各型舰艇的吨位达120万吨[3]。二十倍的差距让所有的对抗都看起来像以卵击石，面对悬殊的差距，国民政府决定自沉封江。

1937年8月12日，“源长”号同其它22艘商船、12艘舰艇、8艘泵船、185艘民用船只，一起作为军事防御工事自沉于江阴口，这里面还包括虞洽卿三北公司旗下的船只。一时间，沉闷的爆破声在江阴口此起彼伏，一艘又一艘的船沉入江底，悲壮的声音在江面回荡。次日，淞沪战争爆发。

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放弃南京向西转移，1938年10月又宣布放弃武汉，导致大量难民拥往宜昌，此外还有十三万吨战略物资需要转移，这是中国工业的命脉。战事紧、任务重，空运被日军炮火封锁，公路运输艰难，水路成了唯一可行的出口，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担起了这一重任。

卢作孚临危受命，亲临一线指挥撤退，宜昌码头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工作。白日里加紧作业，夜间看到日军轰炸机便关灯熄火，飞机离去后便马上复工。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卢作孚用损失三分之一船只的代价，成功实现140万人和超过10万吨战略物资的大转移，保障了重庆的后方建设。

国乱之下，局势动荡，运费激增，行业的风险被无限放大。对于习惯在高负债率下运营的航运业，战争的打击可以让全行业半数企业一夜破产。抗战胜利前后，老一代船王陆续离开历史舞台：虞洽卿于1945年病逝重庆，陈顺通于1949年抱憾而终，卢作孚于1951年服安眠药逝去。

建国之后，作为跟政治和资本紧密相关的航运业，已经不可能在大陆培养出新一代的船王。这个行业的年轻新贵们，需要在另一个城市开创属于他们的时代。

3. 辉煌

1949年的香港，维港的码头上人头攒动，拎着偌大藤式行李箱的，十之八九是南下香港避难的大陆人。面对这片陌生的环境，南下的年轻人想要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无非就是三种手段：靠关系、靠头脑、靠胆量。除此之外，还要一点好运气，尤其对于航运业来说。

出生于1912年的浙江舟山人董浩云，在南下香港之前就在大陆航运界已颇有名声。他不仅出身科班，十几岁时就考入航运业训练班，后来还娶了宁波籍航运巨头顾宗瑞的长女顾丽真为妻。这让他跟另一位宁波帮船王包玉刚不同：董浩云已经在航运界浸淫多时，包玉刚还在银行业里折腾。

香港是世界三大深水良港之一，在开埠后，港口进出口船只由1844年的538只，激增至1914年的2.4万只，这一时期载重量也同步增加。一战至二战期间，船只数量大幅减少，载重总量的增速却远远大于一战前。船只的发展越来越大型化，其载重能力与载重货物价值得以大幅增长。

世界造船技术日益更新，偌大的维多利亚港外国巨轮林立，而大多数华资船运公司还是以小货轮为主，做做短途运输。从上海南下避难香港的新一代华人们，开始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把握机会悄然改变着香港航运业的格局。这里面就有未来叱咤香港航运界的董浩云与包玉刚。

此时国共内战接近尾声，但冷战形势愈发严峻。建国后，大陆频繁遭受西方经济封锁，朝鲜战争时期尤为严重。香港作为重要的物资通道，对于大陆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突破港英政府的封锁，穿过布满水雷的台湾海峡，避开美国的巡洋舰，最终将货物运到朝鲜半岛，风险极大，收益也极高。

“有船就是印钞机！”当年为朝鲜战争运载货物的船主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