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应明：团结报社社长、总编辑
龚曙光接受《团结报》名家访谈栏目组采访
田应明：龚董，您好。今天我们团结报社《名家访谈》栏目组从湘西来到长沙采访您，非常荣幸。我们采访团队里面有两位是您当年在吉首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大家非常高兴，想请您先聊聊在湘西的故事。
龚曙光：我1982年湖南师大毕业，分配去了湘西,1992年调离，正好10个年头。其间在山东读了3年研究生，准确地说在吉首大学待了7年。这应该是我人生精力充沛、才情丰沛的一个时期。可以说，我把青春最华彩的一段献给了吉首大学。
田应明：吉首大学是一所老少边穷地区的大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能够成为一所有特色、有实力、有声誉的地方大学，实属不易，这离不开你们这些优秀的吉大人的艰辛努力。
龚曙光：一所大学的发展史，是一代一代教授们用生命累积的。对于吉首大学，我只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但吉首大学对于我，却非常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年我本科一毕业，就被推上了大学讲台。这只有在当时人力资源还比较匮乏的吉首大学才可能，如果在一所历史深厚、师资齐备的大学，这是不可能的。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真正读了几本书呢？自己的知识框架都还没有搭建牢实，就要成为学生的导师，对学生来讲，这应该是一种损失，但对我来讲，却是一份额外的幸运——在人生挑不起这副担子的时候，被硬拉过来，挑了这副很重的担子，逼着我用非常规的学习激情和能力，在短时期内去吸纳尽可能多的知识，让自己千方百计去胜任这份本胜任不起的工作。当然，这也可能把一个人压垮，很幸运我没有垮，而且获得了意外的锻炼和成长。
常常觉得，人生的阴差阳错，其结果总在预料之外。种种因果悖反看起来杂乱无章，其实都是时代在编排。去吉大，就是时代给予的一次人生机遇。
田应明：龚董，您谦虚了。在来长沙的一路上，您的两位学生，我们报社的岳跃强、张谨两位记者对您印象非常深刻，都称赞您当年非常有才气，为吉首大学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更让他们人生受益。
龚曙光：很高兴他们还记得我！当年，学生们正处在青春年少的时期，也许有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师，跟他们年纪差不多，甚至可能比其中有些人还小一点，在教与学中相互激励，相互切磋，其实也是一份难得的人生经历。在学校，老教授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是完整的知识框架、深刻的学术理解、严谨的治学方法，我给予他们的，可能是一同面对世界、一同探讨文明、一同学习文化这样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起享受青春的快乐，一起激发青春的想象。
田应明：离开吉首大学这么多年，还有哪些让您难忘的人和事？
龚曙光：很多。记得在吉首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叫彭秀模的老教授，从湖南师大调过来的，研究古汉语，在湘西有着非常高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还当过全国政协常委。但就是这样一位老教授，始终让我感觉非常厚道，甚至谦和到会让人有一份愧疚。记忆中，我从未听到他高声或者趾高气扬地说过话，哪怕对一个做苦力的工友，也从没有颐指气使地去要求别人什么，他始终像一个农民似地弯着腰，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恭敬。
田应明：彭秀模教授我知道，非常让人敬佩的一位老先生，对湘西土家语的研究独树一帜，非常有影响。
龚曙光：他差不多有100岁了吧？我听说吉首大学中文系79级的校友前段时间搞毕业40周年聚会，他还即兴写了一首旧体诗，说明老教授的思维依然清晰、敏捷。他活出来的是一份明白、干净和健康。
龚曙光 作品 《日子疯长》
田应明：最近在看您的散文集《日子疯长》，书中写了一个叫吴卵泡的人物，我一直在猜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我对吉首大学原来中文系的老师也比较熟，您写的是彭志明老师吧？
龚曙光：哈哈！“吴卵泡”是一个文学形象。当然，如果硬要找故事原型，的确就是我曾经的同事彭志明老师。他一辈子热爱文学，把文学视为他的生命，他的职业选择乃至家庭变故，都与文学有关。他自认为是一个具有文学才华的人，是沈从文先生的信徒。但是，他的生命逝去这么多年，我回过头去看他的那些作品，他笔下还真没有一个人物或故事有他自己的人生那样动人。
田应明：其实生活中不少作家都这样，他总想成为一个能创造很多人物甚至创造历史的人，但最终他却被历史和时代创造了。
龚曙光：一直以来，我就认为吉首大学那个地方，浸润了湘西奇异的自然山水和独特的文化，待在这所学校的人，会在心态上更质朴一些，对人生的追求更淡泊一些，人事相处会更随缘一些。我想彭秀模教授如果当年不离开师大的话，估计他活不到这个岁数，甚至学术上也未必比今天更有成就。同样，我如果不离开吉首大学，可能今天的身体状况、人生心态乃至个人的学养也可能更好一些。当然，已经离开了，这个假设就没有意义了。
很多时候，人生就像在扔骰子，总想骰子如果打出的是另外一个数字，可能命运就会给我们另外一手牌。我们常常会把拿到手上的那手牌，认为是运气最差的，其实未必。在我的人生中，去吉首大学是一手好牌，我也一直对吉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