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撰文高度评价，“民国七年(1918年)6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袁振英《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阵。”

上海重逢后，1920年8月袁振英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中共发起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讨论共产党纲领草案，并被陈派往武汉开展建党联络活动，劝恽代英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与恽代英到武汉三镇的共产、学校调查劳工和学生情况等党建工作。

9月，袁振英在上海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校担任英文教员，并主编上海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后期袁振英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道，“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门的稿件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稿件，只有一个留俄华工杨明斋能够翻译些俄国的工农生产的字数，因为也不懂得理论。”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陈立平查阅《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刊出介绍苏俄的译文35篇，袁振英一人的译作就有24篇，占2/3，多用笔名“震瀛”。袁一生十之八九用笔名，多达几十个，他说：“我不喜欢出风头，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作为《新青年》“树旗帜”的专栏，袁振英对传播马列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1920年8月22日建立了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袁振英为最初8位发起者之一。

袁振英晚年给自己的革命历史作14字总结，大抵是对这一时期的自评—“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党的马前卒。”

“脱党”作检讨

为何脱党，在运动中袁振英反复被要求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