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通过贺建奎的前公关助手Ryan Ferrell，追踪采访与贺建奎相关的人物，用碎片信息拼出了整个事件的大致轮廓——这位本来做测序公司的生物物理学家如何转向并让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横空出世？他如何起步、获得经费、与同行进行交流、同行当时的建议是什么、事后又如何评论此事？
2017年6月10日，在中国深圳一个阳光明媚，炎热的星期六，两对夫妇来到南方科技大学（SUSTech），讨论他们是否会参加一个“研究人员从未敢于进行的医学实验”。因为丈夫感染HIV而不能以正常途径生育的中国夫妇聚集在会议桌旁，与南方科技大学（SUSTech）的生物物理学家贺建奎会面。那时，33岁的他在中国国内身披科学家和企业家双重光环声名渐起，但在国外却鲜为人知。因为多年来一直踢足球，他身材结实，身穿灰色领口衬衫，袖口随意解开。“我们想告诉你们一些可能会让人感到害怕的严肃事情，”他说。
贺建奎意指标准的体外受精（IVF）程序。但随着讨论的进展，他和他的博士后引导那两对夫妻轻松通过了知情同意书，而这些文件里描述了后来被多数伦理学家和科学家认为可怕得多的那个基因编辑内容。 17个月后，该实验引发了国际上的轩然大波，全球科学界都严厉批评了他。这个丑闻使他失去了大学的教职和他创立的生物技术公司的领导地位。评论给贺建奎（He，JK）的标签是一个“流氓”，“中国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和“非常不道德的”。
但是那天在会议室，他的声誉还没有被抹上污点。当夫妻聆听并翻阅表格时，偶尔会提问，当时现场有两位见证人： 一位是Michael Deem，贺建奎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 in Houston）时的博士顾问；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军，深圳著名DNA测序公司BGI Genomics的联合创始人。另一位实验室成员在50分钟的会议中拍摄了部分视频（事后给《Science》看过）。他招募的是那些因丈夫单方感染艾滋病病毒并一直接受抗病毒药物控制而无法正常方式生育的夫妻。IVF程序将用一种可靠的、称为精子清洗的流程，在授精前去除病毒，因此父子之间不会传播。那些因为感染艾滋病毒而经历耻辱和歧视的夫妻，迫切希望能大幅度降低孩子遭受感染的风险来改变他们的孩子的命运。
贺建奎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专门从事DNA测序。此时他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CRISPR，一种基因组编辑工具，可以改变IVF胚胎中的一个基因，从而破坏免疫细胞表面蛋白CCR5的产生。已知HIV病毒利用CCR5来开启感染。 “这种技术可能能够产生一种自然免疫艾滋病的IVF婴儿，”一份同意书上写道。
这对夫妻的孩子也可以将这个保护性突变传递给后代。但是，这种不可逆转的遗传改变的背景是，自从5年前CRISPR作为基因组编辑器的问世以来，人类胚胎，卵子或精子的基因编辑一直备受争议。核心问题是这种生殖系编辑是否会跨越道德红线，因为它最终可能改变我们的物种。法规虽然有些语言含糊不清，基本上可以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禁止使用。
但反对派也并非一致。在贺建奎与夫妇会面前几个月，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学和医学院（NASEM）召集的一个委员会在一份广为宣传的报告中得出结论，如果符合严格的标准，“可能允许”进行生殖细胞系编辑的人体试验。科学家，律师，生物伦理学家倡导者组建了一个监管框架，但警告称“这些标准必然含糊不清”，因为各种社会，护理人员和患者会以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标准。该委员会显然没有呼吁国际禁令，而是争取政府监管，因为每个国家都认同根据专业指引进行"合适且自愿地自我监管”。
回到当时的深圳。两对夫妇都同意做志愿者。贺建奎的研究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进行，并还将招募其他六对夫妇。它一直在悄悄地进行，直到2018年11月下旬新闻爆发——在中国香港举行的第二次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前几天，一对夫妇在实验中生出了一对双胞胎女孩——这些女孩在胚胎时基因被编辑过。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对贺建奎实验的医学理由进行了谴责，并担心这会不必要地使女孩处于风险之中。该领域的人们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法规和科学界控制CRISPR力量的努力都失败了。
一个流氓科学家？
是否正如许多人所断言的那样，是因为他隐藏了他的计划并欺骗了他的同事和上司？在中国进行的一项初步调查表明，他伪造了文件，“躲过监管”，并对血液检测造假 ——尽管如此，这些指控并没有公布任何证据，没有局外人参与调查，贺建奎也没有公开承认任何不法行为。中国以外的许多科学家也把他描绘成一个流氓角色。 “我认为由于缺乏透明度，科学界自我监管失败了，”病毒学家David Baltimore是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 in Pasadena）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员，也是香港峰会的联合主席，在贺建奎唯一一次公开演讲他的实验之后对他大发雷霆。
因为中国政府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