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发、框架眼镜、字母T恤、格子休闲裤、运动鞋、双肩包，手持一杯无糖无奶咖啡，48岁的胡永芳，步伐雀跃地踏进“新影”的大门，一如过去的24年间，她赶赴无数个片场。
胡永芳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现任中央新影集团文创中心主任,而她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
一入“新影”误终生
“新影”的全称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其前身是成立于1938年的延安电影团。自1953年建厂起，摄制了大量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最具文献价值的电影纪录片，被誉为“国家影像档案的记录者和典藏者”。直到今天，新影仍承担着党和国家重大时政活动资料的胶片拍摄及保存任务。
1993年，新影划归中央电视台后，由以生产新闻纪录电影为主，转向以制作电视节目、纪录影片、影视剧并存的影视结合的生产模式，成为“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也是全国最权威最大的纪录片生产基地。
胡永芳还记得第一次走进这里，那是一个夏日，院子里有两排高大的白杨树，爬山虎布满木窗。
新影的主楼是工字型苏式风格建筑。大厅中央高耸着几个玻璃展柜，里面尽是挨挨挤挤的奖杯、奖牌、奖章、奖状；一侧墙面上的红色展板，是为纪录电影事业牺牲的9位革命先烈的人像。这一切都在无声地述说着“新影人”的荣光。
转弯进入楼道，水磨石地面、豆绿色木门、宽大的楼梯扶手……瞬间就穿越到五六十年前。
因大学时期就发表过不少作品，大学毕业时胡永芳存在多种职业去向：电视台、中央国家机关、主流纸媒。然而她却迟迟不为所动，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这个有点内秀、酷爱读书写作，很有点小主意的胡永芳“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
胡永芳的小主意可不是后来才有的，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胡永芳就给自己起了“永芳”这个名字，把之前“忘了是什么的难听的名字”改掉了。按家乡的规矩，胡家孩子的名字都是第三个字相同。所幸，宽容的父母欣然接受了她的改名行为。此后，家族里的其他小孩纷纷效仿，全部改随了她的“永”字辈。
面对自己的职业选择，胡永芳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什么。直到接到新影导演职位的录取电话，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人生的很多重大决定往往都在一念之间。”胡永芳说，仔细想想其实却不尽然，偶然之中一定蕴含着必然。
其实胡永芳一直对纪录片是情有独钟的。“影像是神秘而美丽的，影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影像既是瞬间也是永恒。”胡永芳说：“这个光与影编织起来的经纬，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讲，或许就是一张网。一旦进入，就心甘情愿被它网住。”
“导演是不分性别的”
刚进新影的胡永芳是有师傅带的，但是她总觉得自己像是摄制组的小累赘。很快，她就找到当时的部门主任——一位非常知名的摄影师，提出自己要单独做一期节目。她斗胆交了一份自己独立执笔的节目策划案，看过她的方案，领导欣然同意，打算让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导演放手一试。
当时与海外分账引进电影大片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胡永芳便以“大片引进之后”为题做了一期社会专题节目。写大纲，找资料，联系摄影、灯光，自己搭建摄制组，战战兢兢约采访，一切都是第一次。很顺利地，胡永芳的“处女作”在当时中央电视台一套著名的“万家灯火”栏目播出了。
从此，胡永芳的创作之路势如破竹，一发不可收拾。在新影最初的那些年，胡永芳“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历史。“奔三”的她学会了骑自行车，大冬天骑着单车穿行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做前期采访。一个知名作家看着她被风吹红的脸感慨：“现在还有骑着自行车采访的电视记者？”
那时她做的节目也多和历史相关。而对于浩大的历史，胡永芳更注重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和记录。“在历史的洪流中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和记录，总有着某种温暖的意味，而我们作为创作者，因为传递了这种温暖也同样感到温暖。”胡永芳这样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
2001年，胡永芳有了自己的第一部代表作《联合国来电》。那一年是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30周年，胡永芳通过亲历者个体化的讲述追溯了这段历史，开启了电视纪录片中“口述历史”的先河。该片当年被收入到纪录片年鉴，获得纪录片学会短片奖。
胡永芳还在此基础上形成论文《历史大事件中的个体化讲述》，在业内引起关注。
之后胡永芳的另一部代表作《1953：日本侨民归国纪实》播出，该片讲述了鲜为人知的日侨分5批回国的历史，时长150分钟，在纪录片国际选片会获奖。此后，由她担任导演或者制片人的《重返联合国》《风雨圆明园》《赤脚医生》《察卡洛》……一部部佳作频出。
谁都知道做这一行很辛苦，起得早，睡得晚，熬夜成为必备素养，频繁出差，工作强度不会因为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此外，还要承担巨大精神压力，比如因采访不足或经验不够，导致片子半路夭折；比如明天就要播出，今天还没完成，跑着上播出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只能编啊，干啊，想招啊，因为播出比天大。”胡永芳说，“这个行业是小众而寂寞的，大部分纪录片人都是因为情怀在坚持。但是做纪录片能够获得很独特的体验，享受其中的乐趣也就不觉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