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邓拓曾在《北京晚报》开过《燕山夜话》栏目，内容涉及北京的历史掌故、人文风俗，后来结集出版为同名书籍，至今都在中国书店卖得很好。邓拓在写《燕山夜话》时，就经常来中国书店找文史资料，还专门给书店题了一首诗：“寻书忘岁月，人莫笑蹉跎。但满邺侯架，宁辞辛苦多。”
中国书店有一项特色业务，就是有收购人员满中国地收购古旧书，邓拓是在向这些人表示敬意。刘易臣的前辈，就曾在废品站收到过一部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5000余册——这在雍正朝一共也只印了64部。如今，收购业务已经走出国门，团队曾在日本购得一部关于中医的书籍，回来影印后出版，将孤本化身万千。
中国书店的老顾客兼老朋友很多。中国书店是书店，也是一家出版社，编辑经常拿着书请著名书法家启功题署名，先生几乎从不拒绝，欣然提笔。上世纪90年代初，袁行霈经常来中国书店，有一次来，正好看见几个店员在比赛谁会背的诗词多，于是当场表扬了他们——这个“牛”被这几个年轻人吹了几十年，“被研究古典诗词的大家袁先生表扬过”。刘梦溪也是中国书店常客，由于腿脚不好，刘先生每次来都带着一副拐杖。因为在书店站的时间会比较长，刘梦溪每次来，店员都会拿着一把椅子跟着他走，让先生随时能坐下……
别误会，来中国书店的作家并不都是老先生，而是一代一代“传承有序”。被称为“京味儿”作家的崔岱远说，他曾在中国书店找到一本绝版书，但当时没带够钱，于是把这本书悄悄地藏在书架的一个隐秘角落，下次拿够钱再来。
“这些过去的故事是我们书店的记忆，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我虽然年轻，但有比我更年轻的人进店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这些故事。”刘易臣说。
刘易臣大学学的是历史，读书时也经常去中国书店找一些绝版的史料。他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推荐一本研究《资治通鉴》的《通鉴学》，没有再版过，市面上很难找到，老师让他去中国书店找找。刘易臣花了3个月时间，真的淘到了一本，只花了20元，拿到班上炫耀，同学们都特别羡慕。
刘易臣说：“一个城市有古旧书店，就像城市文化有了保护神。中国书店在收购过程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北京历史文化的古旧书都是收购重点，或者说抢救挖掘重点。”
有一次，书店收了一沓子破破烂烂的稿子，是一个普通人的日记，但里面记载了当时北京的衣食住行，连具体物价都记了。“如果几十年后，有人想写《蒙塔尤》那样的社会生活史，这本日记就是特别重要的直接史料，如果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古旧书店，这样的文献就很可能化为纸浆了”。
小众书坊给树才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场景，是门口那棵高大的白蜡树，目测树龄在两三百年以上。“我对一切树都有亲切感，要不然我怎么会叫树才。这棵白蜡树特别茁壮高大，带来了凉快清爽，也见证了这里是一个城市古老的心脏。你能感觉到胡同就是这棵参天大树的心脏和肺叶，它整个儿都在跳动”。
宁肯对三联韬奋书店通向地下一层的台阶印象深刻，当那么多人都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书，一个无形却强大的文化气场就形成了。
刘易臣特别喜欢中国书店的一个场景，就是读者们在那儿翻线装书，“那种专注的神情，不仅是对书的珍重，更是对文化的敬仰”。曾有一对年轻的情侣看到一部关于他们家乡的文献，虽然没能买下，但“他们翻阅时候的那种呵护之情，让我们感受到20多岁的年轻人对线装书的感情，传承延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