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常人，字功良，1911年7月16日出生，江苏常州人。民革成员。他从幼年起便受到母亲冯涤尘极严格的家教。14岁便开始在常州地方报纸上投稿，被国学名宿顾雄藻誉为“神童”。在上海攻读时，著名学者陈望道教授对他也很欣赏，将他推荐给左翼作家何畏（即匡亚明）。当时匡正以教学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他在政治思想上作了指导和考验，不久，就介绍他进入出版左翼作家作品的光华书局工作。
由于在多家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30年代初，他参与了由左翼人士蔡叔声（夏衍）、张凤吾（钱杏邨）、阳翰笙等领导的，利用C.C.系《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为基地的影评论坛，他与洪深、柯灵、唐纳、陈鲤庭、姚苏凤等，掀起了新兴影评热潮，推动了中国电影的改革和发展。他在正式参加《晨报》工作后，又主编《妇女与家庭》副刊，接着又为《新夜报》主编《都市风光》副刊。与此同时，他还在明星、联华等影业公司工作过，一度与混迹于电影界的蓝苹（江青）同事，常常见面。
离开晨报社后，出乎意料的是，国民党中宣部领导的中央社却吸收了他。同时，由报业巨子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的《立报》，也邀请他兼任记者，并由他继张恨水之后主编副刊《花果山》。
在这一阶段，他利用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做了几件有益于民族工业家和银行家的事，如：民族工业家荣宗敬（荣毅仁的叔父）兴办的申新第九纱厂，因对日商3000万两白银借款无力偿还，由鲁意思摩洋行举行拍卖，以3000万两白银的起价，被债权人独家一拍而定，只待到期接收。荣氏向张常人告急。张在中央社电台频频发表荣氏呼吁谈话，并多方联络各报编辑发表有同情倾向的报道，最后迫使南京政府安排中国银行及时向荣氏如数贷款解围。
另一次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贷款河南农业，遭遇天灾，引起谣言，发生挤兑，本来很稳健的该行也感到情势紧张。经张在中央社连日发表行方谈话，安定人心，并陆续发表该行逐日存款收支数字，终于使该行由逆势逐渐转为平衡，渡过了难关。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举国哀悼，他当即写了详尽的报道，但他的报道发往南京总社后，候至午夜，尚未播发，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则早已作了报道。为此，他通过长途电话争取播发，最后总社虽然广播了，但已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为此他还引起当局的不满，不久就被中央社辞退了。
由于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他曾与著名左翼剧作家洪深在上海现代书局创办《一周间》大型杂志。由于立场明朗，这本杂志出版后就被禁邮，只出版了7期，便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申报》请他作为战地记者，赶赴沪西前线采访。他在弹雨下进出前线，发表了署名文章《梵皇渡头》，第二天就被《士林西报》和英文《大美晚报》分别译载，随后又译成中文发表。
这时上海已成孤岛，他同马彦祥一起，乘英轮溯江西上，经苏北越过江阴封锁线，于1937年11月21日到达汉口，发现当地只有一张10开的《救国晚报》，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他决心筹办一张较大的《抗战晚报》，经洽商利用《武汉日报》的设备排印铸版，又利用印数有限的地方报纸《汉口新闻报》的十多台平版机印刷，使《抗晚》抢在1938年元旦出版。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抗晚》每天在报头下刊出“国民本位，抗战第一”的口号。这张晚报销量达10万份，最高印过25万份。
1938年夏，长江下游战局不利，日寇水陆两路溯江西犯，迫近武穴封锁线，武汉开始疏散，准备撤退。《抗晚》于9月初停刊。武汉日报社社长王亚明很欣赏张的工作能力，邀他参加报社前线慰问团。他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著名记者范长江等人，先后访问了湖北阳新地区陈诚指挥下的第9战区，河南宋埠地区李宗仁指挥下的第5战区。
后来，他乘航空委员会的车辆经汉宜公路撤退至长沙。但没过多久，好端端的长沙市不闻枪炮之声，却意外地在人为的安排下，化为一片焦土，大火三日不熄。张常人痛心地写了一篇《武汉瓦全，长沙焦土》的报导，引起大后方很大反响。
长沙大火之后，湘鄂边界上的日寇试图南犯，他与苏联炮兵顾问阿留欣、原塔斯社记者顾问事务处上校译员裘维英经常同行，从湘江右岸的新墙河、汨罗江东到幕阜山麓、长寿地区视察采访，先后在关麟征、张耀明、覃异之、汤恩伯、张发奎、杨森等军师以上司令部逗留，与他们建立了友谊，获得了许多方便(如利用部队电台、军邮向后方发送通讯稿件，参阅军方地图，获知敌方动向、我方部署的最新态势，利用军车进出前后方等)。在此期间，他写了长篇战地通讯，综述战役始末，并画了一张敌我进退态势图。香港《国民日报》用一个半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
1939年春夏之交，他到湖南南岳采访军委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是汤恩伯，副主任是叶剑英。教官是从八路军和新四军调来的，学员是从各地中央军中调来的校、尉级军官。训练班里表面上是“国共一家”，暗中仍是壁垒森严，戒慎恐惧。张常人过去与汤恩伯有过交往，但从来未见过叶剑英。叶将军应张之请，与他谈话。那时叶将军30多岁，身材魁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