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初时就读于董老必武创办于武昌粮道街头的武汉中学。当时，董老还担任国文教师，他见叔父文笔苍劲，授意叔父出刊《中学生》杂志。于是叔父邀荆门城南的同学官湘磋商，确定办刊方向，拟定杂志内容。一个风行于世深受中学生读者喜爱的《中学生》脱颖而出。时至今日，仍风糜于世。因此，叔父与董老之间的师生情谊甚佳，乃至抗战期的国共合作时期，董老以中共代表身份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叔父以浙江省政府驻渝办主任，浙江商界推举的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参政，师生重聚于重庆，共同为国家参政议政进言，其私人间交往不断。
叔叔原来就读龙泉，之后转武汉中学，在北京大学预科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又转入北京朝阳大学。听我婶娘讲，他们相识和相爱在北京。婶娘的父亲是个大商家，在北京有钱有势，叔父拜其为干爹，当女儿爱上叔父后，一家人不同意，坚决反对，叔父与婶娘就决定私奔，叔父和婶娘抛弃财产，双双提着一个提篮，一个网兜，从北京到天津至上海，那时叔叔一个穷学生，与婶娘身无分文;叔公又拜了一个中央大员宋某，由其介绍他去了浙江，尔后浙江成了他的发祥之地。
在浙江，叔父首先认识了王笃斋，王笃斋是同盟会员，与孙中山一起搞过革命，王本人无后，这样就把叔父看得很重，王笃斋很会器重人，他把叔父介绍给了陈立夫、陈果夫的父亲一一浙江商会会长陈英士。在与陈家交往中，陈立夫、陈果夫曾帮过叔公不少忙。叔公离开荆门后，一直无信息，家里人不知他在何处。民国25年(1936年)，叔父已经出人头地了，才给家里写来一信，我那时在安徽大学已经快毕业，我按他留下的地址找了去。他住在轰鸣门，他见侄子来了，非常高兴，带我玩了几天，还带我参加了郁达夫的婚礼。
当国民政府建立在武汉时期，大约在1927年1928年间，叔父任职于武昌阅马场国民党湖北省党校，相继与同乡罗贡华、丁守镇、刘叔模相会(罗为校长)，并领导和组织了三民社于武昌西上大街，该组织为国民党左派组织，也系改进社。由于反对当局，被其破获，在搜查中将罗贡华、丁守镇、刘叔模相继抓获拘捕，时叔父任该组织的秘书，所有信件、文印和重要文件等都随身所带，当日适叔父因事外出，缉者未抓住叔父，即守候在该组织附近，等待叔父落网。叔父从汉口返回家途中，走到西大街街口，一位平日为叔父洗衣服的老太婆(因叔父一向平易近人，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怕叔父被擒，守候在街口等他，将当局正在缉他的消息告之，故促其速逃。叔父闻讯，当即过河，疾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谁知因跑得疾，不幸患腹泻，行路艰难，遂进火车站附近一餐馆，买了一碗面条，将餐桌上的一壶醋，尽力喝下，旋即跳上火车北逃。这一壶醋止泻有神效，叔父终于安然脱险。抵达天津不久，即与荆门同乡季云飞主办《飞报》，发行于全国。由于叔父脱险，武汉当局未搜查到该组织三民社之真凭实据，只好放出罗贡华、刘叔模等人。叔父的出逃，从而挽救了三民社的命运。
叔父一生爱交友，可谓朋友满天下，不但文笔好，且有经济才能，一生能聚财，也能疏财，对人义重如山，与友人都有通财之谊。例如1937年秋，我正就读于安庆安微大学，日军攻陷南京，锋芒直抵芜湖，学校的安危迫在旦夕之间，不得已，学校立即遣散学生。当时，我身无分文，无法返里，我立刻给浙江的叔父写了一封信，叔父迅即给安徽地方银行的总经理程某写了一封信，程某向我赠以川资50元币。我才顺利返回荆门。说明叔父与当时与各界名人、闻人之谊颇深。在这深交厚谊中，尤以王竹斋先生、陈英士与其为忘年之交;曾养甫(当时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刘湘女(时任《东南日报》社社长)也为莫逆。还与荆门本土人土如季云凌，罗钦民一些旧友有着“别以久而情谊深”之故。特别是与郁达夫的生死之交，更为世上之罕见。达夫死于南洋，叔父不仅永志不忘，而且抚养其遗孤和遗子郁飞、郁云，使其长大成人，读书至大学;他与张学良熊十力的忘年厚谊，使人久久不能忘怀，张学良在蒋介石家乡被禁，叔父经常去陪伴、看望。熊十力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熊十力逝世后，1987年湖北黄冈决定召开熊十力诞辰纪念会，身在非律宾的叔父拟决定前往，但因健康原因不能成行，特写信函告，以述怀念之情。
1942年春，叔父任浙江省政府驻渝办事处主任，并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出任国民党中央物资局管制处处长，尔后又担任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运输管制局局长，从这个机构的设置看，国民党政府是想利用其管理战时经济，严格管理从各省各地贩运来渝的一切物资和运输事宜，严格禁止旅客携带黄金、白银、珠宝等物逃离重庆和大陆，谨防国有瑰宝流失。当时我们学校设在重庆小温泉，时为中央政治学院大学部。我的一个同学杨平(10期的同学)，其家人从原籍天门甘驿沦陷区逃难到重庆，携有少量黄金和银元，行到重庆郊外即被管制局工作人员搜出，被作为走私物资给予没罚。据悉，该物资为杨家私人一生积蓄，并非走私货物品。时逢抗战艰难期间，重庆物价暴涨，物流紧张，杨家历经千辛万苦逃难至后方，以此用于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