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原名刘书兰）和滕代远的美好姻缘就是在这样的原则下缔结的。林一曾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其间滕代远为她授过课。当时滕代远对积极上进、热情大方的林一就有好感，林一也对这位根据地的老红军非常敬重。1938年林一学成回国，在西安赴延安路上出了车祸，滕代远收到消息前去营救，一眼认出了林一。来到延安后林一由于身体不好，滕代远亲自为她寻医问药，利用休息时间约她散步散心。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两人终于愉快地结了婚，成为令人艳羡的一对情侣。
冲破束缚、自立自强的平等主义情怀
陕甘宁边区地处中国的西北，位于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之交界地带，地瘠民贫，人口稀少，文化、经济、交通都很落后，风气闭塞，封建思想浓厚。边区大多数妇女缠足不识字，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当革命风暴席卷陕甘宁边区时，边区妇女有了翻身解放的机会，许多妇女冲破封建道德束缚，打破传统家庭性别秩序，加入红军队伍，宣传妇女解放起来闹革命，鼓励妇女剪发、放脚，提倡婚姻自由，倡导男女平等，动员妇女走出家庭，自立自强，与男同胞一样站岗、送信、学习，生产纺线，支援红军，参政议政，为革命胜利和边区建设做贡献。
1939年3月8日，毛泽东在参加延安“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时指出：“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他在《中国妇女》杂志创刊词中指出：“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妇委的领导下，延安妇女积极参政议政，已然成为社会风尚。邵清华就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位民主选举出来的安塞女县长。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结果中，涌现出2005名乡级女议员、167名当县级女议员和17名边区女议员。
延安妇女解放还体现在参加生产劳动、拥军支前、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太阳出来东方红，劳动妇女赛男人，挖苗割麦都能干，劳动生产能顶汉。”从1939年到1945年，边区妇女共纺纱600余万斤，织布46万余匹，可满足全边区抗日军民用布总量的三分之一。解放战争中，边区妇女一年做军鞋15万双，棉被1万床，棉衣3.4万套，碾米磨面2.4万石，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巾帼劳模马杏儿、郭凤英、黑玉祥、刘金英等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女性杰出代表。
当边区妇女为反对封建婚姻或在连年饥荒中为求生存而加入红军队伍，她们以往的困苦无奈和无尽苦难会将内在求生存、求自主、求平等、求自强的欲望激活，在革命队伍中重新探寻自我的归属感和价值意义。接受先进革命思想教育是边区妇女发生思想蜕变的第一阶段，她们需要为自己的叛逆和挣脱行为找寻合理化的理由，并重新探索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此时“贯彻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革命思想便替代了封建伦理成为她们的思想主旋律。她们正是在积极动员与组织全边区的广大妇女群众，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而奋斗，在神圣的民族战争胜利中，求得妇女解放和自身发展，也重新定位了自我的价值意义，实现了“旧我”到“新我”的转变。
坚守正义、反对侵略的国际主义情怀
延安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现代革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重要窗口。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新闻封锁的形势下，偏居西北一隅的陕北延安，能打开通向全中国、通向世界的信息和传播通道，是远道而来的100余位国际友人的功劳。他们来自美国、苏联、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印度、朝鲜和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他们为坚守正义、支援中国现代革命而走进延安，正是他们使延安进入了世界视野，使延安的声音传向世界。他们中间不乏优秀女性群体，比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社会活动家和进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作家和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