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1900.12.4—1996.11.2)字慕光，浙江东阳人。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曾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工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教授。在巴黎大学光学研究所和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曾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兼镭学研究所所长、物理学会理事长。
“七•七”芦沟桥事变时，严济慈正在巴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消息传来，他在大会上发言谴责日寇侵略中国和威胁轰炸古都北平的罪行。随后又经李石曾推荐，协助刚到巴黎的中共旅欧领导人吴玉章与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联络，共同在巴黎开展抗日宣传。严济慈在回国途中应里昂天文台台长杜费教授宴请时接受《里昂进步报》记者采访，再次发表了抗日言论，致使他和家中都遭到日本特务的监视。他无法再回到北平，就从香港绕道去云南昆明考察，决定将物理所主要人员和设备从北平撤退至昆明。
八年抗战期间，为适应战时需要，严济慈在昆明领导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全体人员，全力从事军需用品的研制和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应用物理研究工作。在远郊黑龙潭龙泉观的破庙和简易平房里，在条件十分艰苦、设备极端简陋的情况下，他亲自动手研磨镜头，测量焦距，认真装配，严格检验，带领全所员工先后制造出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稳定波频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供我国军队和盟国英国驻印度军队使用，还制造出500台1500倍显微镜，200架水平仪，50套缩微胶片放大器等，供野战和后方医院及科研教学的需要。在此期间，他训练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光学工人，为后来新中国第一个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建立准备了条件。1943年11月，严济慈因“发明磨制晶体新法对国防科学颇有贡献”，经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推荐而受到国民政府奖励；1946年夏，严济慈被国民政府授予为抗战胜利而颁发的三等景星勋章。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投入到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中。1948年初，他出任北平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加入了九三学社。3月29日他在北平科协成立大会演讲中指出：“目前的情形实在令人惶恐，怕要弄到科学家寸步难行、寝食不安的地步”，并公开抨击“约里奥•居里夫人到美国访问被拘”一事。9月8日，他在北平研究院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上发表题为“科学工作者的愤慨”的演说，再次指出“在这一天不如一天的情形之下”，“研究的环境，比十年前坏得多”，报载时都加了称其“分量很重”的按语。同月下旬，他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大会后，为抵制国民党政府当局威逼利诱科学家迁往台湾的图谋，毅然南下昆明，与尚滞留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的夫人和3个幼子团聚。这年年底，北平郊区已获得解放，正在清华大学数学系读书的严又光（严济慈之长子）意外地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舅舅张宗麟。时任北平市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的张宗麟，嘱其“快打电报叫你父亲回来”。严济慈接电后即从昆明转赴香港，等了一个多月，于1949年3月冒险与胡愈之等民主人士一道乘坐第一艘北上塘沽的海轮，回到刚刚解放的北平城。
从此，严济慈以高涨的热情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政治社会活动，并以实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1949年5月6日，他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上作了《青年与科学》的长篇专题报告，这是全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活动的三场主报告之一。他在报告中分析了“过去中国科学不能发展的原因”、 “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偏向”和“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觉醒”，提出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当前的任务”，并向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武装自己，锻炼自己，团结起来，为中国科学努力，为中国人民服务，为整个人类服务”的奋斗目标。同月14日，他积极参与以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四个团体的名义联合发起并主持召集了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促进会，并在7月18日闭幕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科代会”）筹备会上被推选为秘书长，协助吴玉章主任委员负责“科代会”的筹备工作，成为继抗战初期在法国巴黎协助吴玉章工作后两人的第二次合作；同日当选为我国科学界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15名正式代表之一，随后参加了“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并参与提出了“设立国家科学院”的提案。
与此同时，严济慈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尚未恢复科研工作的情况下，应中共中央军委的委托，领导该所职工经两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于10月上旬即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架镜头质量可与美国产品媲美的巴拿马瞄准镜，并抓紧磨制大批镜头予以装配，供第四野战军等部队南下作战用（总计5000套）；同时应新华社广播电台的要求，研制了大功率广播用石英振荡器，以及应东北解放区物理探矿之急需而在华北大学举办了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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