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泽宗院士生平
席泽宗院士1927年6月9日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1947年毕业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天文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从事编辑工作，1954年开始从事天文学史研究工作。1957年参加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研究机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的创建，历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室）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3－1988年任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1993年、1995年先后被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00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2007年，在席泽宗院士八十寿辰之际，正值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庆50周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把一颗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编号为85472的小行星命名为“席泽宗星”，以表彰他在天文学史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他还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科技部“九五”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华大典》编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席泽宗院士是卓越的科学史家和用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解决现代科学问题的天文学家，在天文学史、综合科学史、科学思想史等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席泽宗院士的《古新星新表》以其对现代科学研究的贡献，得到国内外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史家的高度评价。20世纪50年代初，射电天文学刚刚诞生不久，前沿天文学家根据观测事实和部分历史记录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长久存在的射电源。但是，银河系内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要验证这一点必须借助古代长期的观测资料。中国不间断的历史和不间断的天象记录在这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尚无人全面整理研究。1954－1955年，席泽宗院士应国际科学界的要求，从古籍中寻找、整理、校订和研究了从殷代到清代的90次新星、超新星的记录，1955年发表了空前完备的《古新星新表》。该文为研究恒星演化和新星、超新星爆发的机制提供了重要史实和证据，立刻引起国际天文学界的轰动，很快被译成俄文和英文，被各国研究者广泛引用。1965年，他又与同事合作发表了《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补充了新发现的中国古代记录，新增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的相关史料，并提出了从史书中鉴别新星的七条原则和区分新星与超新星的两条标准，计算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该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40多年来，各国科学家在研究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γ射线源、X射线源等高能天体时，引用上述两篇权威论文在千次以上。美国著名天文学家斯特鲁维等人在编写《二十世纪天文学》一书时，只提到一项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即《古新星新表》。
席泽宗院士对马王堆出土的天文资料《五星占》、彗星图和敦煌卷子中的星图、星经、玄象诗等做了系统研究，在宇宙论的历史研究方面提出许多新观点。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他依然坚持不懈，尽可能争取到“合法”机会进行科学史研究。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成书于公元前170年左右的记载五星运动及其占辞的帛书文献《五星占》，以及29种不同形态的彗星图。席泽宗院士以其深厚的学识，识读和修补了严重破损的古帛书，出色地完成了这些珍贵天文资料的整理、释读与研究工作，指出了它们的重要科学价值。他与严敦杰等人合写的论文《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纪念哥白尼诞生500周年》在1973年发表后，受到国内外的好评。他和郑文光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一书于1975年出版，后被译成意大利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此他个人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投身于中外天文学史、科学史的研究，撰写了大量有影响的论著。1981年，席泽宗院士在《天体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伽利略前二千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经过周密的考证和推算，他证明：古籍《开元占经》中所引的一条关于木星的史料，记载的是战国时期天文学家甘德在公元前364年夏天看到的天象，甘德用肉眼发现了木星最亮的卫星——木卫三。同时，他安排了北京天文馆天象厅的模拟观测、组织青少年在河北兴隆作实地观测、在北京天文台用望远镜加光阑模拟人眼观测等实测检验。这些实验一致表明，在良好条件下，木卫确实可以用肉眼看到。这项工作把人类认识行星卫星的历史提前了两千年，因此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被称作是“实验天文学史”的开端。
在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长期研究中，席泽宗院士对中国天文学的特点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致用性，这种致用性是为满足农业生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前者表现为重视日月运动，即制订历法；后者表现为在“天人合一”理论基础上持续不断的天象观测记录。
席泽宗院士多年领导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并把开拓范围扩大到综合科技史、科学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