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贿选”之际选择南下（1922.6-1926.6）
民国时期，作为众议院议员的孟森有过两次近似于逃离的出京南下。一次在袁世凯称帝前，一次则在曹锟贿选之际。这两个背景事件都是对民国宪政的重大冲击，而后者直接带来了颠覆性结果，也造成孟森政治生涯的转折。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胜，掌握北京政权。黎元洪再任总统，恢复民国六年（1917）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号曰“法统重光”。旧国会议员重集北京。不久，曹锟贿选发生。1923年初，孟森对赵凤昌言：“曹三要做总统，不必多生支节，彼此老实说穿，‘曹锟’两字欲我写入选举票中，其势不能为。……总之，直接买票之事前所未有，必欲行之，彼此疑忌，断难得公道均沾之办法，其中不愿卖者亦必有人，连鸡不能俱究，恐非旦夕所能奏效，能在其间将宪法交卷，总算有交代，即可一哄而散，愿卖者如果占多数，听其做此生意可矣。”当时孟森固不赞成曹锟，但尚寄望在国会任上完成修宪，以为“交代”。但不到半年，已不安位，被迫“为去计”。6月13日抵常州，次日致函赵凤昌，吐露此次南下心迹：
因京师事益离奇，日为去计。……得贿既非所愿，被迫到场，便成选举会，又岂能甘？即日出京，以避其丑，昨日到常，暂住商业银行内，拟稍停，当来沪畅谈。……匆匆出都，深以未被邀阻为幸，颇恐再缓，即有不能成行之悔。曹氏今俨然天与人归，八百议员已三分有二已上，特恐近日冯以武力相助欲卖身者，亦未必值钱。
函内交代京中政治见闻，对冯玉祥、吴佩孚、段祺瑞诸“武人”均有评论。出于对国会政治的失望，孟森借用传统所谓“剥极将复”的观念或言说策略，认为至民国十二年（1923），“一切政治之罪恶，将于此作一大结煞”（《民国十二年剥极将复之政局》），批评“以八百人之集合体，欲其有四万以上之人类意识，恐为世界绝无之事”（民初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总数约八百人，亦称“八百罗汉”），“欲以民选议员解决政局，昔人所谓人多食狼，狼多食人，真不可救药之病也”。政治罪恶至此，已达极端，其结果必是“军阀破、政客散”，卖身议员“名誉、资望概已破产”，孟森屡谓“曹锟等皆民国之首功也”“曹竟不成，机会正佳，曹竟有成，机会更佳”，将来只待“未染政治污点”的清白国民来收拾局面。戏言之下包藏深痛。
孟森致赵凤昌函（众议院用笺）
南下不久，孟森即担任《申报》馆特约撰述，发表大量时评文章。其制宪思路转向地方，颇倡省宪之说，强调“今日之为今日，国会制宪之迷梦已醒，国民制宪之事实可成。夫天下万国，本无国会包办宪法之先例。……强省以抑中央，为国民自救之计，且各省健者，视在本省有所主张，不似在中央之任呼不应。”（《今日为制宪较相当之时期》）1924年元旦献辞，开宗明义：
吾民有可以求治之把握，则可望其自治。自治之纲领，已规定于宪法。吾耳目接近之江、浙两省，已亟亟谋制定省自治法，此为最有效之自治。（《民国十三年之元旦》）
1923年10月，曹锟当选总统。包括孟森在内的留沪议员联合声明“未预此事，对此不负责任”，继而宣言谴责曹锟及国会中“卖票败类”，“大声疾呼，追随全国人民之后，明正贿选之罪，一致声讨”（《移沪国会议员宣言》）。本月10日，为谋求“贿选风潮之下”的苏省自治，孟森与同省议员组织“全社”，寓意“俗以十为全数，国庆节为双十，有全之义焉”，“冀本诸君子之所以自保其人格者，以保全我苏”（《发刊词·全社成立之经过及其主旨》，《江苏》1924年第1期）。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倒台，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5年4月，执政府宣布“民国法统，已成陈迹”。自1913年4月开幕以来，前后存在长达十二年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宣告结束。民国不再有总统，《临时约法》、曹锟宪法同归于尽，“至是人琴俱亡，议会完全消灭，民国初期之议会政治，乃告一段落焉”。法统既废，旧议员的法理依据不复存在，孟森的议员身份同时完结。
1926年2月，江苏全省各法团召集会议，成立江苏省宪会议组织法筹备会，并公推省宪组织法起草员二十二人，孟森名列其中，该组织法草案十二条，即由孟森主稿。4月，章太炎、张一麐、孟森等人联名通电，发表对于时局看法：
窃谓根本改造，当俟贼平而后，就各军所据之疆域，维持不动，各修内政，互止侵陵，俟他日各省自治完成，再图建置中央政府，自有盘石之安。现虽暂缺，不必怀三月无君之忧也。如必求建设，惟有拥护约法，俟贼平后，请黄陂补足八十三日任期，以合法之总统，下令改选过期之议员，循轨顺则自免纠纷。
当时政治情形相当复杂。直系主张“护宪”，即承认曹锟颁布的“宪法”，然可接受曹氏退位，即所谓“旧法新选”；另有人主张以更早的“约法”为国家基本法（即不承认“宪法”），是谓“护法”，两者都牵涉到已不存在的国会问题。孟森对国会制宪失望，惟尚赞同章太炎“恢复法统”的做法，试图拥黎元洪复位，不过，实际政治运作中，他们仍坚持各地分治观念，甚至提出“暂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