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这个会议是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的，参会的有中国、日本和英国的学者。早稻田大学的小川利康教授是日本周作人研究方面很重要的专家，他一直想办这个会，也很不容易地办成了。这次主办方邀请的学者，多是现今还比较活跃的中青年学者。年龄最大是陈子善先生，将近七十岁，最年轻的还不到三十岁。
关于周作人的作品和译作，还有他的日记、书信、年谱这些基础资料的整理，这次会议有哪些有意思的发现？
止庵：周吉宜先生作为家属，做了关于他家里现存的周作人资料的报告。其中绝大部分资料还没有公布，主要是周作人收到的信件。信件有很多，还没整理完。另外，陈子善先生谈了周作人集外文的整理和出版的问题。
这次也看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一些资料的原件。我们参观了早稻田大学会津八一纪念馆，里面展示了周作人致松枝茂夫和安藤更生的信的原件，他们两人的遗属把保存下来的信件都捐给了早稻田大学。我个人觉得最珍贵的是，书法家会津八一把所作《東大寺大仏讃歌》抄成一个册子，寄给他当时在北京的学生安藤更生，安藤更生请周作人在册子上题了一首诗。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周作人诗的抄件，这次终于看到了原件。
顺便说一句，外间拍卖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信函”全都是伪造的，虽然字模仿得很像，就是信纸差得太远，其实所有原件都在早稻田大学保存着呢。
周作人致松枝茂夫、安藤更生书简原件，及周作人为安藤更生题会津八一书《東大寺大仏讃歌》册原件
您和其他两位嘉宾一起做了第一场主旨演讲，都谈到了哪些内容？
止庵：第一场主旨演讲，由人民大学的孙郁、剑桥大学的苏文瑜（Susan Daruval）和我发言。孙郁谈的是《周作人欣赏大众佛教的原因》，苏文瑜谈的是《周作人与日合作及玉碎的问题》，我谈的则是《周作人和汤尔和及其他》。我们三个人的切入角度不同，每个人都谈得比较具体。
周作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做笼统的判断比较容易，具体的研究分析和史料挖掘则很难。笼统的判断与具体的分析并不一定是冲突的，也许还可以并行，但不能互相取代。我们未必要把前者称为宏观的，后者称为微观的。具体分析可能本身就是宏观判断的一部分。这个会议的好处就在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作为周作人著作的编辑者、整理者、校订者，这次会议提供了什么对您有启发的新资料吗？
止庵：我编订了周作人自编文集和译文全集，也写过《周作人传》。前一个方面，我自己发现过周作人的两本从未出版的书稿，一是《近代欧洲文学史》，一是1937年至1938年翻译的希腊神话。周作人这样高产的作家，发现他的一两篇佚文，并不特别困难。比如，现在陈子善先生、赵国忠先生合编的《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新增加的篇幅已经有十几万字了。
《周作人自编集》
《周作人译文全集》
《周作人传》
相较之下，难的是周作人生平资料的挖掘。这就牵涉到我在《周作人传》中提到的几项：
第一项是周作人的日记。1931年、1935年，乃至1938年以后的部分，还没有公开出版。去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周作人1939年的日记，仅仅这一年的日记就已给了学者很大的启发，这次诸多参会者的论文都从这篇日记里找到研究的线索。更大的发现在会议之外——小川利康教授在周作人日记里发现了冰心《春水》手稿的线索。他与九州大学联系，最终找到了这部手稿。
第二项是周作人的书信。这包括两部分，周作人写给别人的信，以及别人写给他的信。
周家藏有较多别人写给周作人的信，还没有整理完，也没有公布。我在会上的发言，就用到周家提供给我的汤尔和给周作人的四封信和两首诗。而周作人写给别人的信，尚未得到充分的搜集和整理，只零星出过几本通信集，例如周作人与俞平伯、鲍耀明、松枝茂夫的通信集。这实际上是一个大工程，一旦完成，会为研究周作人生平提供很多新的线索。
举个例子。周作人致安藤更生的信已被安藤更生家属捐给早稻田大学，现已整理出来。他们的来往信件也在2017年的一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信里谈到了安藤更生1963年和周作人见面的情形。那个时候，外国人其实已经很难见到周作人了。安藤更生是当时日本文化界为纪念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两百周年访华团的团长，而他为担任团长提的条件，就是要见到周作人。此事层层上报，最终经过了批准，安排了专人陪同他去见周作人。安藤更生是周作人接待的最后一位外国客人。周作人六十岁时有个“弟子名录”，里面只有安藤更生一个外国人。类似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书信和日记，是很难深入了解的。
那么，其他学者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发现，能请您谈谈吗？
止庵：从史实发掘这个角度来说，这场会议呈现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比如首都师范大学的袁一丹，她到各图书馆去查周作人的藏书，通过读周作人读过的书来了解周作人。她现在已经读了两百多本了。又如北京社科院的陈言，研究的题目是《周作人的印章考辨与印谱整理》，已经搜集了三百多枚周作人印件。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题目。这次会上其他学者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