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蔡星卓（文、摄影）

清晨八点，当《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声回荡在长沙雨季潮湿的空气中，明阳山殡仪馆二层最常见的一间悼念厅，姜书远（化名）的葬礼正准备开始。二十分钟后，由司仪的带领，人群缓缓向厅内移动，本也不算狭窄的空间勉强能容下这些前来看他最后一眼的同学与老师。如果你此时越过人群瞟上一眼，彩色遗像上，姜书远正穿着学士服微笑，与那些前来悼念他的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并无差异。

按照流程，追悼会的最后一个环节，姜书远的遗体将由升降机从地下运送至悼念厅的玻璃棺内。很难想象，一天前，姜书远还不是这个模样。意外去世的他被送往位于明阳山殡仪馆半地下室的装殓班，因遗体受损较为严重，需要进行特整。用一种遇到液体可以黏贴得更加牢固的塑泥，塌陷的头骨和面部被撑起，随后是如外科手术一样的缝合。再之后，身体和头发被彻底清洗，穿上红色唐装，化妆。数小时后，姜书远看上去已经和这里躺着的其他正常死亡的遗体无异，只是也许更年轻，也因此更令人惋惜。

“让两个世界的人都满意”，是装殓部门口的编码室外就可以看到的醒目大字。

在明阳山殡仪馆，这样受损严重的遗体每一、两天就会送来一具。即便是不需要进行特整的遗体，平均下来，每天也有超过60具。他们有些是无人认领的无名尸体，有些被要求直接火化，剩下的一些，则经过一整道“工序”，穿衣、化妆、遗体告别，最终被推向火化车间熊熊燃烧的烈火之中。

模糊

“长沙个变态的天气！”

一间能容纳几十人的教室最后一排，仍可听见王丹丹不用话筒就高达九十分贝的声音。四月，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学院，正进行一堂有关遗体防腐的专业课程，而王丹丹正皱着眉头，扬着脑袋，“咒骂”着长沙潮湿多雨的气候——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几乎是罗布泊地区的35倍。后者，是著名古尸楼兰女尸的发现地。

关于王丹丹第一次看到遗体的故事，她已经跟人讲了无数次。这一天，王丹丹又一次把当时的照片打在比她高出几头的投影屏幕上，试图回忆当时的情景。

“实习第一天，给我安排的工作就是在一间超大的房间里巡查，房间里停放了我数不清是几百具的遗体，我的工作就是检查他们是否有腐败的迹象，当然打苍蝇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王丹丹所形容的“超大房间”，实际上是上海龙华殡仪馆一个恒温在21℃至22℃的房间。与明阳山殡仪馆不同，龙华殡仪馆采取的多是防腐剂防腐的方式，因此尸体全部停放于室内。“我的胆儿就是从这里练出来的。”实习过后，十九岁的王丹丹得到了明阳山殡仪馆遗体整容师的工作。

1985年出生的王丹丹自称“民政小兵”。她的体型确实小，但工作时，体内的能量却似取之不尽。

时间总是模糊的。中午十二点和午夜十二点，对于王丹丹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并没有太大分别。本着“人尸分流”的原则，装殓部的工作区域在半地下室。没有阳光直射的整容化妆室，让白天与夜晚只能靠墙上的钟表分辨。虽然同事们觉得她这样的描述有些夸张，但在王丹丹的形容里，走出半地下室的那一刻，“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殡仪馆的任务多时，王丹丹需要凌晨四点就从家里出发，开车半小时到殡仪馆开工。大概每一周的时间，她需要值一个通宵的班，和一起值班的一位同事轮流在员工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但通常“还是能听到‘哐当哐当’运送遗体的车的声音”。她很难闲下来——在与上午相比化妆任务较少的下午和晚上，她要么在地下室入口处的编码室等待遗体，要么在休息区域打扫卫生，偶尔还会接到一些外派任务。这些时候，地下室到处都能听到她洪亮的嗓音。哪怕在夜班的休息时间，她也宁可开着灯睡觉，这让在补充四个小时睡眠之后的起床不会那么吃力，会“警醒自己”。

也许正因如此，虽然十四个人的装殓部有五位女性，只有“丹哥”的称呼被叫得最为响亮。在同事眼里，她“不像个女人，就是个男人”，而这并不只因她利落的短发，以及平时不化妆的习惯——酒桌上，一口一杯，王丹丹最爱的是炽烈的白酒；面对熟悉的人，她的急脾气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但谁都知道那是她的个性，其中包裹着出人意料的细腻心思。

“雷厉风行”，同事舒登高这样形容她的工作风格。也因此大家各取所长，例如王丹丹“缝合做得厉害一些”，而像同班组的舒登高和周哲，更愿意做花费时间的“细活儿”。

有时，对王丹丹来说，性别分界是模糊的。或者说，女性的性别概念在她的身上得以重塑。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遗体整容工作，让她自入行就时不时受到质疑——时光倒回十几年前，那个从落后的内蒙古故乡坐火车来到长沙的十几岁小姑娘，回答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带着长沙口音的问话时，还略显莽撞与生涩，却已颇具胆量。

“你这么瘦，以后能不能抬得动遗体哦？”

“行不行，做了再看。”

王丹丹的四口之家中，有三人曾和殡葬行业打过交道。 界线

打出租车去明阳山殡仪馆时，“到了门口我不进去喔！”这样的话时常从司机口中冒出。甚至，只有少数司机愿意载客到这样的目的地。“这跟小时候村子里死了人，父母不让你进去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