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野洋子。因为罗马字拼写原因，“小野洋子”常被错误译成“大野洋子；又写到她的显赫家世，父亲是前东京银行常务董事，祖父是日本兴业银行第四任总裁，母亲是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的孙女，也是贵族院议员安田善三郎的女儿，1933年出生于东京，从小读当年专门负责贵族子弟教育的学习院；1952年上大学时，同期学生当中有皇太子，既现在的天皇明仁。

写下26岁自杀的日本童谣女诗人金子美铃的生平故事，同时讲述了日本战前的“童谣运动”。

新井说：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一样，若要精神健全地生活下去，必须弄清楚自己从何而来，到何而去。只有记住过去，才能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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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却对中国和中文情有独钟，用中文写作已二十多年，出版了十几本中文书籍。我读的这几本书，都是用中文写下的。

对汉语一见钟情。大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19岁开始选修中文，老师是泰斗级的日本汉学家藤堂明保。第一次上课，藤堂带来索尼录音机，播放中国音乐——《白毛女》，听到第一句话“北风那个吹……”，瞬间让她仿佛被雷劈了一般，激动得全身发抖，“听起来悦耳，说起来舒服，汉语美丽极了！”后来又学唱了《不落的红太阳》，还有打日本鬼子的《游击队之歌》。

沉迷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喜欢独自坐在咖啡馆，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地查词典读鲁迅、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的五四小说；喜欢诗人李白，书中多次提到他的诗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世界是万物的旅馆，时间则是永远的旅人）；其中一部作品的书名——“我这一代东京人”，模仿的是香港作家陈冠中的作品《我这一代香港人》。

对中国熊猫印象深刻。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掀起了一股中国热。1972年10月，中国向日本赠送了一对大熊猫，新井和同学一起去上野动物园观赏，隔着玻璃窗看它们吃竹子。“我到今天还记得它们的名字：兰兰和康康。它们的知名度仅次于首相本人！”

第一次踏出国门，就是到中国。1982年，大二的夏天，到北京参加了四周的汉语进修班。将北京给她的第一印象比喻成冷淡的帅哥：“虽然不是说甜言蜜语伸开臂膀的那种，却有着令人难忘的独特魅力。”

在北京，交了很多中国朋友，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名叫“不倒翁“的摇滚乐队，成员包括：丁武、王力、李季、阎纲、王迪、臧天朔，还有常来乐团玩的孙国庆、崔健。他们白天排练英美日、中国港台摇滚乐和自创歌曲，傍晚出去吃饭喝酒打架，深夜回到剧场里睡觉。

新井在北京找到了世界的入口。

一天晚上，在北京火车站，她看见一班列车正往莫斯科出发，“那个时候，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的国家。从北京出发，可以通过西伯利亚平原到莫斯科，在那儿换车，就能去柏林、巴黎、罗马、伦敦、阿姆斯特丹。那晚，目送着国际列车，我由衷受了感动。就是在那一刹那，我发现了世界的入口。”

在中国留学期间是80年代，火车上很少见到女性乘客。三十年后，当漫步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常看见父母女儿一起旅行的中国人。随着经济腾飞、女性社会地位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踏出国门海外留学、带父母享受异国风光，让她感受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另一层涵义。

1994年，搬到香港，旅行和居住的差异才显现出来。比如，让人流连忘返的太平山夜景只属于游客和富豪，而大多数香港居民是没有机会望向远处的，他们日日垂头看着肮脏的地面，或者凝视手上的漫画或游戏机。两性关系也极不对等，当年的香港男人，普遍认为女人是花钱买得到的东西，卖淫吃饭的女人的群体名称为取自老电影的“苏丝·黄”。

讲述为什么到日本留过学的鲁迅会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从鲁迅的《故乡》中提到的东京弘文学院写到日本现代文武兼备的教育家嘉纳治五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