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药性和功效，曹氏还通过口尝身受，亲自验证。如：“凡服附子后，不独身麻，即口中、额上俱麻，否则药未中病，即为无效，予尝亲验之。”

“乌头桂枝汤‘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此非亲验者不能言。盖乌头性同附子，麻醉甚于附子。服后遍身麻木，欲言不得，欲卧不得，胸中跳荡不宁，神智沉冥，如中酒状。”

“顷之，寒痰从口一涌而出，胸膈便舒，手足温而身痛止矣。服生附子者，往往有此见象。予与长女昭华，俱以亲试而识之。但昭华因痰饮服之，则呕痰而愈；予以寒利服之，则大泄而愈。要其为麻醉则一也。”

1937年《经方实验录》由千顷堂书局出版，该书是学生姜佐景整理的临证医案，经曹颖甫审阅后逐案加以评语、说解和发挥。

五、痛斥日寇，正气长存

1937年日寇侵华攻击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曹颖甫离沪避乱返回故里。12月1日江阴城陷，日寇烧杀淫掠、无恶不作。12月7日一群日寇追一妇女至曹宅，曹颖甫先生扶杖痛斥日寇暴行，惨遭日寇刀戳杀戮，两天后气绝身亡，时年70岁。

六、经方传承，桃李芬芳

晚清时期中国已明显落后于西方。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国人在救亡图存的运动中也开始反思传统文化的利弊。

在当时，“科学”和“民主”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西医认为中医不科学而加以否定，进而于1929年提出“废止旧医案”。中医界桑菊银翘“淡药”风行，不敢用麻附军膏“将军”之药，时医谓“古方不能治今病”，治病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曹颖甫则尊仲景之学倡导经方，认为《伤寒》、《金匮》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强调经方是后世方剂的基础，指出学习中医应当从源寻流而不该舍本逐末。“先生则不肯随俗俯仰也。盖先生之临险证也明知其难治，尤必殚精竭虑，为之立方而后安。曰：‘宁不效而受谤，毋有方而不用’。”

其“用经方取效者十常八九”。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教期间及诊暇之余，讲经受徒，诲人不倦。

“一时四方学子负笈来归者，济济如也。时从先生游者，多能以经方大剂，起沉疴，愈废疾，时人有曹派之目……或以诗请益，或以医求教，先后出先生门下者，毋虑数百人，今皆为超群拔俗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