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更是说，“诗可千万不能对不起食指啊!”就怕他的诗歌写了没人知。食指说，诗的命运由时代决定。到这时，时代大概也对得起郭路生了。
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中断了七年的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授予郭路生。如今，对于新千年后入学的中学生而言，“食指”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相信未来》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作入选中学课本。
这些头衔为郭路生带来了更多的媒体关注和拜访者，对他而言，仅此而已。“夸张点说，都像‘朝圣’一样，总要去看看食指。”文学评论家唐晓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疯了，就可以面对命运了
郭路生一生都被美好和自由所吸引，敏感和善良的天性捕捉到所有细微处，也放大了这一切。
但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并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力量时，绝望和恐惧，把郭路生推向了一个新世界。
1967年“破四旧”，家中烧了郭路生所有的书，只有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放在床下得以保留，当晚郭路生砸坏了家里所有的灯泡。
次年，因为被怀疑是反革命，在小道消息频传的日子里，郭路生一杯接一杯的喝酒。他喝到酩酊大醉，躺在地板上起不来。但一句牢骚的话都没有，而是不停哽咽说：“毛主席，我热爱你，我就是死了也要歌颂你。”
年轻的郭路生英俊、自信，又期待着未来，他隐约感受到自己或许表达了一代人的声音。1968年初，红卫兵运动受挫，郭路生在诗作《鱼儿三部曲》里写到“冷漠的冰层里鱼儿顺水漂去，听不到一声鱼儿痛苦的叹息。”
1971年，他在济宁入伍，做了文书。朋友们事后分析，可能是在部队的生活与他心中理想发生冲突，也可能是恋爱受挫。1973年2月退伍后，他郁郁寡欢，同年，郭路生被北医三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1990年郭路生开始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治疗。摄影|江小鱼
25岁生日刚过没几天，郭路生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开始承受因为病痛带来的重压。第一次，郭路生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也失去了自由。
第二年出院后，郭路生因在火车站被偷，寻亲友不着，再次发病，他夜宿车站，乞食度日二十余天。之后，他数次出院又入院。
1990年，郭路生再次入院，因属“三无人员”，他被家人送进北京市昌平区的精神病福利院。福利院是个严格管制并且物质贫乏的空间，郭路生觉得自己看到了太多野蛮和自私。病房里，病友间争抢私人物品，或者突如其来地对他攻击，“有一天我正在打水洗脸，他照着我的后脑勺给了我一棒子”。
郭路生不喜欢病友们的邋遢，他主动承担下福利院内的清洁工作。每天擦两遍楼道，洗三次碗，在没有消毒碗筷的时候一天洗六次碗。这些都结束之后，他被允许去男护士那里点一支烟，并获得了一小段独处时间作为奖励。
郭路生好抽烟，如果不被其他病人抢走，他手上会有几包亲友送来的廉价烟，但福利院不允许病人有打火机。每次点烟后，就像传承革命的星星之火，手上的烟不敢灭，一根点着下一根，一根接一根抽下去，直至无烟可点。郭路生会用这一小段时间来写诗，想起几个词儿，就记到本子上。
在福利院，郭路生喜欢在晚上思考和写作，病友睡觉了，他也觉得清净。“一杯茶，考虑点事，写点东西。”有时候他也会朗诵给病友们听，他们似懂非懂，没有褒扬也没有不满，“他们文化层次比较低，最高就小学生，再就是文盲。”
1997年《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出版半年后，郭路生曾和林莽、刘福春一同回老家山东参加了一些活动。在归京前最后一晚，郭路生迟迟不肯离开茶餐厅的聚会。“福春，我明天就要回精神病院了。”刘福春摇摇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那样一个环境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也清楚地知道，明天就要回精神病院了。”
在福利院时，郭路生最多曾一年内写出11首诗，其中一句是这样“年年如此，日月如梭/远离名利也远离污浊/就这样在荒凉僻静的一角/我写我心中想唱的歌。”
郭路生自在了，唯有自己在。他写道，“我不求酒色财气，很多东西，我放下了。”他有一个自己的王国，独自思索，当自己的国王。
“疯了倒好了，疯了就能面对命运了。”从年轻起，郭路生偏爱写命运的诗，“很多人喜欢普希金，我却格外喜欢莱蒙托夫，他的诗直面命运，只是活得太短。”
疯了，他写出来的诗，直面命运。
青年郭路生写诗，是面对外在的东西，寄托外在的东西抒发自己的感情，他也曾写过革命诗。疯了以后，他完全被周围抛弃了，只能独自直面命运。郭路生的诗歌创作不再仅仅是记录一刹那情感的抒情，从“纯净”变成“浑浊”。诗歌渐渐离开以前支撑他的社会道义、理想，而代之以对自我的关注。
“命运的跌宕，能引起诗歌比较大的变化。”郭路生深知痛苦是诗歌产生的源泉。“疯了”，关于未来的规划和想象便再无实现的可能，“这就是万念俱灰，更不要说别人背后的指指点点和冷嘲热讽了。只有忍着委屈，听命运的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