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据周佛海回忆，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还选举了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但据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李大钊、周佛海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大代表陈潭秋也回忆说：“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中央委员。”看来周佛海有可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不是“为副委员长”。
至于“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中央局书记一职，一大代表张国焘回忆说：“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包惠僧也回忆说：“陈独秀没回上海以前，书记由周佛海暂代。”由此可见，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周佛海确实代理过中央局书记一职。
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的行踪早被日本警察知道了，回到日本后的周佛海即被日本警方严密监视，警方还通过学校对周佛海施加压力，老师多次警告周佛海，学校方面也以开除学籍威胁周佛海，这些让周佛海惊恐万分。
而且，周佛海还带着第二任妻子杨淑慧一起生活，当时杨淑慧与她的父母失去了联系，他们二人的生活十分清贫，靠领取周佛海一人的官费生活。1924年5月底，周佛海回到广州，就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月薪200块大洋。同年9月份，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的教授，别的教授月薪是220块大洋，邹鲁给周佛海月薪240块大洋。
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周佛海应按累进额每月交纳、党费70多元，杨淑慧认为丈夫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就鼓动周佛海脱党。于是周佛海就给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广州区委执行委员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找周佛海做思想工作，都被周佛海拒绝
周佛海代理总书记
周佛海的风流韵事
周佛海与杨淑慧相识相爱的故事
周佛海的个人介绍
周佛海的生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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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文学改良运动“台柱”的联合推动下，由陈独秀一个人主编的《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开始转型为由六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即同人之间志趣相投、目标一致、自由结合、分工合作、无偿供稿、轮流编辑。《新青年》也正式由一个安徽籍编辑人作者群主导的地方性刊物，转变成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并与北京大学相结合，形成了“一校一刊”的新文化运动主阵营。
作为同人刊物出版的《新青年》共有四、五、六三卷，起于1918年1月，止于1919年11月。第四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出版时间为1918年1至6月。第五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出版时间为1918年7月至12月。第六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后来加入的李大钊和高一涵，接替了预备出国的刘半农和陶孟和。由于五四运动爆发及陈独秀被捕，第六卷的出版时间相对拉长，从1919年1月延展至11月。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同人内部出现了主张谈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主张谈实际问题和实用主义的分野。学术与政治的殊途使得同人最终走向分裂。1920年2月，随着陈独秀离京南下，《新青年》从第七卷起重新回到陈独秀一人主编的状态。
《新青年》改同人刊物不仅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对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编辑同人各有所长，互为补充，运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个人号召力将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团结在《新青年》周围，并以此为阵地，向旧传统、旧道德发起猛烈攻击。同人时期虽然只有短短三卷，却堪称《新青年》的黄金时期。“易卜生号”“戏剧改良号”“马克思主义”各大专号相继推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狂人日记》《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各大名篇陆续刊发，思想碰撞、火花激荡，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青年》同人编辑生平简介】
《新青年》的同人编辑前后总共有八位，按照轮值编辑顺序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高一涵、李大钊。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新文化运动主将、《新青年》创刊人、“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1月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第五卷第一号、第六卷第一号轮值编辑。五四运动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成立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1942年5月病逝于重庆江津。
我祖父与陈独秀先生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误会。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聘请陈先生来校任教并担任文学院长。陈先生上任后开始整顿校风。他听说我祖父的班上有人经常旷课，由别人代为签到，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