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在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军中，没有元帅和大将军衔，所以中将军衔是很高的。比如卢汉，率60军出滇抗战时，只是中将军衔。后因战功卓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后，才晋升为上将军衔。而当时的杜聿明、戴安澜、郑洞国等人，只是少将军衔。
民国三十二年(1943) ，六十七岁
九月，当选云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任职三载
据民国云南省参议会档案《云南临时参议会公函第十三号》 “由云龙经选定为云南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解读:“云南临时参议会”，名曰“临时”，但却是一个因抗战而设置的机构，其性质类似于现在的省政协委员会。工作重点是团结各界社会人士参政议政，为统一抗战出策出力。被选举为参议会议长的人，大多是德高望重、具有影响力的人。比如第一届的参议会议长，便是“重九起义”的重要领导人物李鸿祥。他于1939年当选，1943年任满辞职。于是才有换届选举、由云龙当选议长之事。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六十八岁
一月，兼任云南宪政讨论会主席，理事长，理事
据民国云南省参议会档案《云南宪政讨论会第一次会议记录》“主席:由云龙”。另据《云南宪政讨论会组织简章》“理事长:由云龙”。《云南宪政讨论会理事名单》“理事:由议长夔举”。
二月，兼任云南临时赈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据民国云南民政厅档案，民国三十三年二月云南临时赈灾委员会在兴文银行召开第一次会议，邀请函称“由副主任委员云龙”。
十月，兼任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委员
据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云南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名单》“委员:由云龙。”
解读: 所谓“宪政”，即宪法与政权的合称。是法大于权，还是权大于法？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这些问题，从初建民国开始，便一直争论不休。从执政党的角度，当然是权大于法，从民主党的角度，则希望法大于权。原因种种，只是停留在一个“争论”的层面上。在蒋介石独栽统治时期，所谓宪章，其实只是个摆设。后来是因为“全民抗战”，也及西南联大迁至昆明，在民主党派及联大师生的抗争下，于是才有了“云南宪政讨论会”。讨论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昆明被誉为“民主保垒”，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资料显示:1944年，全国多个地区因特大洪水，造成300万人伤亡，数千万人无家可归。而由云龙既是昆明行营的中将秘书处长、省参议会议长，再加上1920年因华北五省遭遇大旱时，便已担任过华洋义赈会会长一职，所以此番出任“赈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人，多个省市均被日军占领；而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被日军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形势非常严峻。因而招兵、从“知识青年”即在校学生里招兵，也是被迫无奈之举。而就在一年里，六十八岁的由云龙，既是昆明行营秘书处长、省参议会议长，又是宪政讨论会主席、赈灾委员会副主任、从军征集委员会委员，可谓身兼多职，劳苦不堪。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六十九岁
五月，兼任西南文献研究室董事
据民国云南省教育厅档案《西南文献研究室呈报成立案》，落款为“西南文献研究室董事由夔举。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十日。”
六月，兼任云南省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常务委员
据民国云南社会处档案《云南省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常委会议记录》“常委委员:由云龙。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七日。”
十一月，兼任云南省护国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委员，后因著《护国史稿》
据民国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云南省护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名单》“常务委员:由云龙。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据由云龙著《护国史稿.凡例》，自署“民国三十五年” 。
十二月，兼任云南省人民企业公司筹备委员会委员
据民国云南省参议会档案“由云龙任云南省人民企业公司筹备委员会委员。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解读: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标志着滇西抗战的全面胜利。因而整理 “西南文献”、即西南战区的抗战文献，便是刻不容缓的事。
接着是滇南、滇西两线守军及远征军需要修整，故而 “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便应时而生。由云龙出任常务委员，也应是“份内之事”。
又因为当年参与“护国战争”的人，大多年迈体衰，或已不在人世，故而抢修“护国史”，也迫在眉睫。由云龙当时身兼多职，即云南都督府秘书长、云南护国军秘书厅长、云南盐运使，并代理云南省省长，所以，要论最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恐怕非他莫属。果然，他不辱使命，编写了《护国史稿》。
或许又因为由云龙曾任过云南省实业厅长、银行总理等职，在抗战胜利，百废待兴之际，兼任“云南省人民企业公司筹备委员会委员”，也是合乎情理的。
民国三十五年(1946) ，七十岁
二月，兼任云南省善后救济卫生器材接管委员会委员。又当选云南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委员
据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云南省参议会档案《云南善后救济卫生器材接管委员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