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由云龙此番上京，是为参加“会试”，还是求学于“京师大学堂”？语焉不详。
说明:“府试”为县府主考(初级)，考中者为“秀才”。“乡试”为省府主考(中级)，考中者为“举人”。“会试”为朝廷主考(高级) ，考中者为“进士”。唐宋之后加“殿试”，为皇帝主考，最佳者为“状元”。历朝历代，称谓不一，但等级是相同的。而未经“府试”考中“秀才”者，是不能参加“乡试”的，更别说考中“举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 ，二十六岁
十一月，由昆明出发往北京求学次年(1903) ，入京师大学读书。
次年(1903) ，入京师大学读书。
由云龙《北征日记》，作者从昆明出发，经“辰沅水道”至汉口，转陆路经河南、河北，抵京。作者沿途不废诗书考证，探访名胜古迹。
解读:“京师大学堂”， 即现今北京大学之前身。成立于1898年。而有关的酝酿筹议，则从1896年就开始了。当时不仅有朝臣奏请，还有来华外国友人的谏言，极力阐释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必要性。光绪帝由此下令:筹办大学堂。又:“辰沅水道”，即从云南至贵州、经洞庭、汉口、金陵，抵达京城的一条水多陆少的古道。
疑问:“不废诗书考证” 一句，语法是否有误？
说明: 由云龙光绪二十八年(1902) 进京，主要目的不是求学，而是参加次年、即1903年的“癸卯会试”。因“会试”不第，才转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习的。
光绪三十二年(1906) ，三十岁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毕业。因成绩优等，按制奖“中书”头衔
据民国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由云龙)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毕业，优等，复奖给举人中书科中书，义务期满以主事遇缺即补。”又载“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由云龙禀请总理云南高等学堂，筹给归资及购书费。”
解读:京师大学堂附设的“师范馆”，即现今的北京师范大学之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因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后，有识之士痛感时局之危，遂起救亡图存之心，以开办新学培养教育人才。
疑问: 当时各省督府对于进京“会试”或求学的学子，会给予一定的舟车费。但“购书费”一说，似有唐突。除非由云龙之父兄，与官府颇有渊源，否则断无可能。
说明:“中书”官阶约为从七品，职能通常是主官辅佐，为基层官员编制之一。一般负责典章法令的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中书”或由举人考授，或由皇帝特赐。若进士经殿试后，便由内阁任用，也可充任乡试主考官。由云龙的“举人中书科中书”，属候补官职。
光绪三十三年(1907) ，三十一岁
云南当局给官费供其游学日本。后因著《东游日记》
据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丁振铎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批解银两给天顺祥商，为在京肄业师范生由云龙赴日游学旅费”。
由云龙《东游日记.小序》称，光绪三十二年，日本在东京上野公园召开“劝学博览会”。 值作者毕业，以“中书”散官无职，遂请学部获准，前往日本参会游览。此年二月十八日从天津乘船往日本。五月初一日返国，历时三个多月。
解读:由云龙“前往日本参会游览”，最多只能算是游学，而非留学。很多文章把他的日本之行，称为留学，显然是错误的。
疑问: 在上一段里说的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毕业”，而这段的引文则是“肄业”;毕业和肄业，是两回事，怎么可以同篇共存？
说明:“天顺祥商”，是云南红顶商人王炽创办的钱庄(商号)之一，遍及全国多个省市，类似现在的民办银行，可以办理汇兑存取等款项业务。
光绪三十四年(1908) ，三十二岁
任云南省会两级师范学堂教员、教务长
据民国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由云龙) 历充省会两级师范学堂教员教务长”。另据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三云南提学使司行文称:“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由云龙、伍作琳，效力义务年限，应以到差之日起算。”
补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云龙曾在昆明与钱用中、赵式铭等人创办《云南日报》，并任编辑和撰稿人，致力于发展云南报业。
解读: 由云龙以“举人中书科中书”的从七品身份，最初的差事只是“师范学堂教员、教务长”，可见当时用人制度之严格。
疑问: 在此前后，由云龙是否婚配、有无子女？
说明: 由云龙三十二岁才得以工作，可见科举制度害人不浅。